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
作者：何九盈
传教士、洋务派是中国语文转向第一阶段的主力军。从建立同文馆到派遣留学生，从设立译学馆到创办报刊，这些活动对中国语文转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从此时起，中国士大夫的语文观念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化。汉语唯一至上、汉字唯一至上的观念被打破了，时文、八股乃至文言文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那时的译文和传教士的文章，虽然还是一派文言腔，但他们的认知图式、话语编码机制，尤其是词汇领域，已显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文言文内容的“西化”、新语境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汉语深层结构的现代转型。拼音文字大量引入后，人们再反观汉字，两两相较，不可能不“见异思迁”。汉语汉字挨骂的日子就要降临了。此风当然也来自西土人士。1882年《万国公报》刊出了沈毓桂笔译的《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该文根据“梵言与华言互勘”的结果，竟然说“中国人之语言犹近于古初孩童语言之式也”，这是以有无形态变化作为语言发展的分期标准，“梵言变换多端，故知其语言去古已远也”。〔7〕百余年间，汉语汉字落后论，在东西方似乎已成定论，直到近年才得到纠正。
2.第二阶段（1894～1917年）
这一阶段为清末民初。我们把上限定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是因为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日本，宣告30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的现代化开始由物质技术变革发展为社会制度、政治思想的变革。语文转向开始进入自觉阶段。言文合一的主张、白话报的创办、各种拼音方案的提出、普通话（官话）的推广、八股文的废除、旧文体的没落，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还有，“以为上策必径弃中国之语言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其次则改用现在欧洲科学精进国之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8〕
按梁启超1902年的说法，这是“欧学时代”。中国语文的转向，以欧化为目标，几乎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欧化仍然是最高目标。谈到语文欧化，我们只想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家，这是违背事实的。中国现代新文体的创立，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欧学影响的，首推梁启超。
梁启超的“新文体”承前启后，是中国语文转向成绩最为显著的一种文体。梁氏在文体解放方面的功劳，与历史上的唐宋古文运动相比，其功在韩愈欧阳修之上；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相比，其功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媲美。“新文体”的特色是什么呢？请听梁启超的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向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这种文体，“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9〕陈子展说：“这种新文体不避俗言俚语，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10〕钱基博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设有专章论“新民体”，以为“此实文体之一大解放。学者竞喜效之，谓之‘新民体’；以创自启超所为之《新民丛报》也。迄今60岁以下40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11〕
梁启超的新文体形成于《新民丛报》时期，《新民说》是代表作。《新民丛报》1902年2月5日创办于日本横滨，1907年冬停办。新文体的形成很明显得益于日本当时的欧化语境。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大转向就是地方性的白话报、白话教学用书应运而生。白话文虽尚未成为全国性气候，但实开“五四”白话文先河。“普通话”“国语”“拼音”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新词以及速记符号也于这时产生。
政府行为是语文转向不可或缺的重要关口。清末废除八股时文，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1911年），民初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1912年），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1912年），教育部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1913年）。所有这些举措对语文转向都有积极意义，语文转向就是这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的。没有这些举措，“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只要八股时文当道，国语没有统一的标准，现代汉语的官方地位的确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语文转向的第一阶段只不过是少数人在封闭的古典黑屋中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以窥视另一个语文世界，那么第二阶段的语文转向就已经成为思想转向、社会转向的最为重要的物质力量，成为塑造思想、塑造社会的重要媒介，成为哺育一代新人的精神资源。
3.第三阶段（1917～1949年）
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的历史上，1917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这是中国语文转向最为关键的一年。这年1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郑重地提出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有人说：“这才是公开向国内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炮。”有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从有文字以来几千年中间关于文字的第一件大事情。”〔12〕还有人说：“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实验主义者’。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便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13〕
这些评说大体上都是正确的。
如果说中国语文转向第二阶段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梁启超，那么，这第三阶段的杰出代表人物无疑就是胡适之了，他们有些特点是共同的。
白话文早已有人提倡，为什么到了胡适登高一呼，才能造成这一伟大的运动，终于取代文言而成为正宗？这完全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此之前，中国的现代化已有50多年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已为白话文的登台作了长长的铺垫。加之帝制已推翻，科举已废除，“桐城”已成为“谬种”，“选学”已成为“妖孽”，西学已如日丽中天。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时也。
胡适的《刍议》能够在国内最具思想权威的《新青年》刊出，暴得大名，其功还在当时能造成潮流并指导这一潮流前进的陈独秀，还有善于推波助澜的钱玄同，更有在白话文实践中取得卓异成就的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北大学生傅斯年等也擂鼓助战，新潮涌动，渐成浩浩荡荡之势。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开始不久，就遭到两种人的公开反对。一是老辈，一是同辈。如果说老辈是老保守主义者，那么同辈就是新保守主义者。老辈如林琴南、严复等人，他们或公开挑起辩论，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同辈如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21年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梅光迪（1890～1945年，字迪生，安徽宣城人，曾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胡先骕（1894～1968年，字步曾，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等。他们于1922年1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废文言而用白话。这三人都曾留学美国，所以茅盾称之为“说洋话的复古派”。
欧化问题是第三阶段语文转向的一个重点，它的意义要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发展的角度来论定。这段历史至今还缺少全面认真的总结文字。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不加分析地反对欧化，对汉语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4.第四阶段（1949～1979年）
把这30年作为一段，不过是取其整数。前17年与后10年情况很不一样，最后3年算是第四阶段至第五阶段的过渡时期，就总体倾向来看，这三年过渡还是偏向于第四阶段而不是第五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