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我这次起诉之前，我对这些年诽谤我最凶的古远清，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提过，而他却一直紧缠死绕着不罢休，怎么突然他成了“弱者”了？一个人比较有名，未必是强者，古远清不是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嘛：“即使韩少功那场马桥官司打赢了，却徒给文坛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请您转告颐武先生，法律只讲是非，不讲强弱。一个仆人偷了董事长家的财物，同样要判刑。（摘自《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古远清（被告）：你把我比成“小偷”，和在别处又把我比成“杀人犯”一样，是对我名副其实的诽谤！　　 　　红孩（散文评论家）：诚然，恶毒的具有人身攻击性的文风不可取，但同时也不能因为自己在某个领域上有突出的成就就可以霸气十足。那不是文霸又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霸气比痞气更使人无法忍受。（摘自红孩：《谁能把谁怎么着？——对素素著文〈余秋雨的选择〉的认同及不解》，《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2期）　　 　　布芒（网民）：在中国，除了巴金、韦君宜等极少数人，反思进而忏悔的行为永远是他人的事。正是在这种全民性遗忘症的烟雾中，余秋雨教授滑脱了。余秋雨教授是极其聪明的，他苦等3年（批评者总有出错的时候），择其一点（古远清的某一段话可能有法律漏洞），以打官司的方式来应对所有的批评。他的如意算盘是：官司赢了，则所有的批评都站不住脚，他就彻底地、全面地获胜。为了这“胜利”，余教授抛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文化尊严”的撒手锏，其逻辑是让法官和读者小心，如果他输了官司，法律与文化的尊严便尽失！想想看，如此关乎道义的大事，法官岂敢不站在余教授一边？但是，且慢，法律的尊严是由起诉者来维护的吗？它分明是法官的职责，余教授有什么权力将其窃为己有！（摘自四川新闻网，《再说余秋雨教授的“尊严”》，2002年9月4日）　　 　　视线时评：这些年来，在围绕名满中国的文化名人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坛论战，我认为这才是比较有意思的部分。按余秋雨的意思，年轻人对那段历史无知不足为奇。但事实上这才是最可称奇的一部分。“文革”才过去多少年？为什么三四十岁的人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呢？……一代人的经验教训“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才是最可怕的。因此徐友渔提出要“捍卫记忆”，不能让“一段鲜血淋淋的记忆不翼而飞。”所以，余秋雨与古远清打官司，若能唤起相当的集体记忆，实在是件难得的好事。（摘自《余秋雨为什么要告“老家伙”》sohu新闻2002年8月30日）　　 　　吴中杰（复旦大学教授）：文坛上的事不应动辄就打官司，有道理可以写文章反驳。当然，不否认有些有打官司的必要。至于“文革”里面的一些问题，人家有看法是可以讲的。名人并不是什么都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要正视。（摘自燕舞：《余秋雨状告武汉古远清》，《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1日）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没有读过余秋雨的相关文章，看过古远清一些文章，感觉古远清还是在说道理（而不是用“极端化的造谣方式”写就）。（摘自燕舞：《余秋雨状告武汉古远清》，北京，《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1日）　　 　　袁玉立（《学术界》主编）：本刊不愿意掺和法律纠纷，但如果余秋雨有反批评的文章，《学术界》愿意刊登。（摘自燕舞：《余秋雨状告武汉古远清》，北京，《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1日）　　 　　邹建军（评论家）：古远清研究“文革”文学的出发点与方法论是没有问题的，他也有权对三十年前的作家作品进行考证。如果因为说出了一些真相就构成诽谤罪的话，哪里还有学术的自由和文学评论的自由？那个文学批评家的文章还有真话可言？现在，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文革”遗毒在某些人那里还远远没有清除。我在此要提出警告是的，在我们中国大陆的社会上和文坛上，有的时候“左”的思想和“打砸抢”情结还大有市场。正视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对于历史是负责任的态度，对于未来也是有好处的。两种历史观很有较量的必要。（摘自邹建军：《两种历史观与文化人格观的较量》，美国《中外论坛》2002年第6期）　　 　　陈栋（《新闻青年》主编）：当公众人物及其作品、事迹被人们当做研究对象来研究、分析时，其中就不免有批评的成分。学术批评的前提是学术自由，即使批评者在某些地方有不正确的言辞也在所难免。对学术批评的轻微损害，公众人物要有容忍度，除非这个尺度连一般人都不能忍受。如果公众人物事事都要“鸡蛋里挑骨头”，非要和媒体及当事人来个对簿公堂，要求给予“公开道歉”和夸张的“精神损失费”，就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摘自陈栋《对学术批评多点宽容》，《南方日报》2003年4月22日）　　 　　李华（网民）：余秋雨先生起诉古远清，并表示“没有败诉的可能。”我以为在法院判决之前下此结论恐怕为时尚早。余秋雨先生何以口出大言，是证据确凿，还是想以自己名人的影响力来左右法院的判决？我看出余秋雨先生底气其实并不充足。在官司开庭前向读者诉说委屈向媒体展示证据便是一佐证。……余秋雨状告古远清，无疑会给中国文学界造成不良影响，给本来就脆弱不堪的中国文学批评以较大的打击（此处原本想用“致命的打击”，但古远清运用这一比喻性用语却引来咬文嚼字的余秋雨的一场官司，笔者不得不慎重），使中国文学批评更加艰难。（摘自《四川新闻网》2002年8月28日）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