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对金庸赞颂和推崇，虽然被袁良骏先生认为是“完全不符合金庸武侠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第10版），但在我私下里看来，其实是一番好意，也是用心良苦的。金庸虽非如严先生所说，是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先生自己，倒真是想进行一场“文艺学的革命”。可惜革命并不成功。因为严先生有些话说得实在太离谱。 　　最离谱的是这样一段：“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这话说得简直就是信口开河，连王朔那“痞儿”都看不起：“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是啊，你凭什么说鲁迅先生活到现在就会怎么怎么，莫非你真有“通灵”的功夫，和先生的在天之灵通过电话或发过“伊妹儿”了？当然，我也不同意袁良骏先生的说法，说《铸剑》是“纯正的历史小说”。我以为先生的《铸剑》乃至《故事新编》集中的全部作品，都不能用现成的概念来套。但它不是什么“现代武侠小说”，则是肯定的，和金庸小说也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类比。 　　离谱的话还不止这些。比方说，严先生认为，武侠小说（包括旧武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还能引导人们走向革命，实例则有女作家杨沫和北大学者汤一介。这话说得真能让人把牙齿笑掉肚皮笑痛。杨沫、汤一介读了武侠小说去革命，就说武侠小说有革命性，那么，小流氓读了武侠小说以后在街上打群架又怎么讲？华罗庚也喜欢读武侠小说，你怎么不说武侠小说能引导人们当数学家？逻辑不通如此，我真想跟着王朔问一句：“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 　　严先生，不该呀！ 　　据我所知，严家炎先生在学术界是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们对严先生的研究自然也就特别地寄予厚望。然而严先生在金庸这里却马失前蹄。我想原因可能就是严先生对自己要进行的那一场“文艺学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又过于猴急，遭到反击时又有点沉不住气。急不可待，就不择手段；气急败坏，就口不择言。结果越描越黑。 　　我猜想严先生的一番好意，是要调整文艺学和文学史的一些观念，因此才有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借阅是“极左路线”的说法。的确，在“正统”的文艺学和文学史中，是没有武侠小说的一席地位的。不但武侠小说，就连所有的通俗文学，也没有一席地位。然而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又不该一点地位也没有。缺了这一块，文艺学和文学史就只剩下“半壁江山”，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不管理论家们怎么说怎么看，老百姓就是喜欢武侠小说，就是喜欢通俗文学，你又能奈何？尽管理论家们自视甚高，自以为能左右人们的阅读取向，但，对不起，老百姓并不吃你们那一套！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好看不好看”。 　　显然，与其像驼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不如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的合理性，并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说法，尽管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个说法。 　　严先生似乎是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一个有可能合情合理的推测是： 　　要为通俗文学正名，就要为武侠小说正名；而要为武侠小说正名，就要先为金庸先生扬名。因为在中国，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龙头老大”（次为言情，为公案），金庸作品则是武侠小说的“超级至尊”（一种价格最高的比萨饼）。金庸的名分既定，则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地位便可确立，过去一些观念就会被颠覆，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也就得重写。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否则，以严先生之事务繁忙和德高望重，似乎犯不着为金庸费那么大功夫。袁良骏先生说严先生身为堂堂北大的著名教授居然对金庸如此情有独钟，“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我想严先生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就是要重写文艺学和文学史。苟如此，则严先生并没有错。 　　问题是如何“正名”？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严先生有不同意见，甚至斗胆认为严先生是犯了错误。 　　错误就在于严先生是在用非武侠小说和非通俗文学的标准在评价金庸。所以虽然话说得很大，纲上得很高，却文不对题，不得要领。 　　比方说，他为了说明或证明新武侠小说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社会需要的，竟然说“社会呼唤新武侠”，因为侠义精神有待新武侠小说去培养。这实在是乱弹琴！新中国人要不要“侠义精神”，这个问题太大，暂时不说也罢。就算要吧，也未必能证明武侠小说之必须。如果说武侠小说的价值意义和社会功能是培养侠义精神，那么请问神魔小说又是培养什么精神的？持无神论观点的共产党人是不是不应该读《西游记》，以免读了以后“走火入魔”，被“培养”了宗教精神或被“灌输”了鬼神观念？笑话么！ 　　其实，正如科幻小说的意义不在科普，侦探小说的意义不在普法，武侠小说的意义也不在侠义，更不在普及武术知识。如果说武侠小说有什么意义、价值、功能的话，那就是休闲，就是消遣，就是放松，就是给大家看着玩儿。其作用，略似于香烟和麻将，用不着太当回事，也犯不着去禁。你可以说金庸小说是中华烟，是酒鬼酒，但不要一本正经地说里面有多少维生素。因为根本无此必要。 　　然而严先生却偏要大谈营养学。我并不否定好的武侠小说中可能有某些严先生希望看到的社会意义，这就像香烟里面也有维生素，麻将打得好也有益智健脑作用一样。但这不是它们的本质特征。有谁是为了养生而吸烟，又有多少人是为了健脑而打麻将呢？也几乎没有人是为了培养侠义精神或爱国主义精神去读武侠小说。硬要去寻找武侠小说的社会意义或文学价值，这本身就是无意义和无价值的。哪怕那武侠小说是金庸写的，也如此。用评价非通俗文学（即通常所谓“纯文学”）的方法和标准去讨论武侠小说，其结果只能是捉襟见肘，逻辑混乱，无法自圆其说。 　　这正是严先生的失误之处。 　　显然，严先生实在是张冠李戴了。严先生当然是好意。也许，在严先生看来，老张的帽子实在是好帽子，而老李的脑袋也实在是好脑袋，那么，为什么不把老张的帽子戴到老李头上去呢？要知道老李此刻正光着脑袋呀！然而，当严先生张冠李戴时，在严先生，可能觉得是给老李戴了顶高帽子，但在旁人看来，却是沐猴而冠，而在老李，则觉得是戴了紧箍咒。这正是严先生两边不讨好的原因。 　　严先生要“革命”，我赞成，但要革就革到底。不要屁股坐过来了，脑袋还在原处；或者自己不挪窝，却让人家改嫁。这就要承认传统的文艺理论对通俗文学武侠小说根本不管用，而且一用就错，甚至越是说得严肃认真，就越是显得滑稽可笑。唯一的办法，就是为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另外建立一套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那才能说到点子上，也才能说得大家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