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创新的背后
作者：王启军
王利文：1988年2月，中央原则上批准了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方案。这对广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广东经济理论界早在1987年参加起草改革方案的时候，就开始思索广东能不能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突破性的探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实行市场经济。这样，在起草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围绕着贯彻落实这个综合试验区的方案进行了论述。我们认为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发展，广东、广州已经进入了综合改革、全面开放、高速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这要求广东、广州必须做出新的决策：实行市场经济。
王启军：我注意到这个报告的起草时间是1988年早春，而这次系列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月底，而到了2月份的时候，这个报告已经送到了北京，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看，是否这个报告并没有完全反映系列研讨会的主要精神呢？
王利文：并不能这样认为。我们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确实是早于这个系列研讨会的全部召开，却是在第一场（综合性）研讨会吸收专家、学者意见之后。实质上这个报告不但是反映了这个系列研讨会的精神而且是这个研讨会精神的总的概况。起草这个报告前，六家单位的相关人员进行过讨论，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而报告的初稿形成后，又通过召开内部小型座谈会对稿子进行修改和讨论。1月底召开会议后，我们又将会议的一些新看法吸收到了这个报告中。可以说这个报告既是对这六次研讨会精神的高度概括，又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宣传出去，形成比较大的声势。
递交报告，赵紫阳批示
王启军：一个省的学术会议报告要递交给中央相关领导同志，要通过相关人才能送进去吧？
王利文：第一次研讨会结束后，我们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总报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在2月份，春节前夕，我和张向荣就“趁热打铁”，赶到北京，将我们的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请他转交中央领导同志。为了随时方便联络，我们住在了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较近的空军第四招待所。住进去以后才知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也在这里临时办公，这样倒是便于与他们的一些人进行适当的交流。
马洪这个人是比较慎重的，他先请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胡季对我们送去的这个报告进行再推敲并写了点评。当时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常务干事。在他们的这篇点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中，吴敬琏、胡季认为“市场经济是与命令经济、统制经济相对论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概念，它突出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别种类型的商品经济，而是采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配置方式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通过他们的点评就委婉地点出了市场经济，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婉转地表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马洪对后来被称为“吴市场”（吴敬琏）的点评是十分欣赏的。这样，我们的总报告，吴敬琏、胡季的点评和马洪的亲笔信一起送到了中央领导赵紫阳同志处。不久，我们就收到了批示。
王启军：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我们广东、广州方面并没有看到，听说您是通过赵紫阳同志秘书李树桥同志了解到的？
王利文：是的。1988年4月24日，我接到了赵紫阳秘书李树桥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赵紫阳同志已经作出批示了。这样他就在电话上边念，我在广州这边记。接到这个电话的我很兴奋，觉得既然中央领导同志都能支持我们，既然“这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的话，就说明我们是可以搞的，而且应该是可以大规模地进行的。这样，我立即给当时一起搞研讨会的各个单位进行了通报，大家都很高兴。
我和李树桥认识，得益于《红旗》杂志的联络员制度。李树桥曾经是《红旗》的编辑，他后来调到了赵紫阳同志办公室。当时《红旗》在每一个省都有联络员，因为广州当时是单列市，所以也设置了一个联络员，就是我，从1984年就开始了。为了扩大影响，我还利用担任《红旗》联络员的身份，把这个总的研究报告，送给《红旗》编辑部。后来这个报告在4月份以《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的形式全文转载，摘要内容同时刊发在新华社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动态清样”和“内参”上。
“政治风波”倒春寒
王启军：正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大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来临了，您是否感受到了压力？
王利文：其实，这场变动的压力并不是始自1989年6月，早在1988年秋季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8年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抢购风”等失控和混乱的现象，随着，国家开始采取治理整顿的调整部署。以此为契机，原来那些计划经济的顽固保守观念乘机兴风作浪，开始了对“市场化”改革的批评。很多人开始含沙射影地批评我们，而且这种批评日趋尖锐。1989年“六四”事件后，极“左”势力抬头，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经济理论界极左派更是冲锋在前。在批判的过程中，很多人将“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量齐观，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同于取消公有制，个别的人还上纲上线地把“市场经济”上升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高度。
我给你讲个事例：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的讲话精神，这个实况当时在电视上进行了报道。我当时就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看电视。他宣称“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上则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将信将疑，也有许多议论和期许，后来整理的内部印发的原整理稿中，确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调节”相结合。可见，这股否定市场经济的风潮是来自上面的。
批判广东经济理论界是思想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市场化、所有制上的私有化，这“三顶大帽子”，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了我们的头上，当时广东经济理论界到外地开会的学者总是被人家批评的。但我们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辩论，通过辩论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每走一步都面对着巨大的阻力，改革来之不易，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辩论也宣传了我们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尽管有很大的压力，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王启军：广东有这样的底气，我想恐怕主要是来自广东、广州省市委的支持，来自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实践。
王利文：是这样的，面对着全国的大批判，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等顶住了压力，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自己承担了压力，而给学者们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当时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中宣部于1990年5月发行了一个内部材料《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学习纲要》。这个材料不仅是强调了要坚决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要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还提出这两种改革观表现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化；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还是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这些都是来自上层的压力。但是广东自“政治风波”以后，就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部署。当时的省委书记林若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管那些争论，你们按照研究规律，继续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影响。”1989年10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召开社科联座谈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如川明确表示：“对学术问题不要随便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也不要与‘自由化’挂钩。”当时与会的省社科院副院长、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听出了弦外之音：广东这是高高的挂起“免战牌”，这实质上保护了一大批进行超前理论探索的学者。如果按照某些地方进行“反自由化”的做法，广东经济理论界可能要进行彻底的“清算”，那对于改革开放的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