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创新的背后
作者：王启军
王启军：组织起同一个主题的六次研讨会，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有些媒体称这系列研讨会是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渡江战役”。
王利文：今天看来这六次系列研讨会之所以成功，我认为主要是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对政治大气候摸的比较准，也就是你说的我们把握住了中央的“脉搏”。起码来说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是支持我们的，后来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上，赵紫阳同志还给我们作了重要批示：“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尽管在党的“十三大”上已经有所突破，但是我们还觉得不够，中央一部分同志感觉还是有所保留，所以我们摸准了全国的总气候。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广州、广东走的是市场化改革的路子，所以省市领导同志都是很支持我们的研讨会。省委林若同志是大力支持我们的。因为林若同志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信徒”，他曾经就商品经济的问题请卓炯去给主要领导同志讲课，即使在“六四”事件后，极“左”思潮又一次抬头，经济理论界一些人大批广东关于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时，还是十分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搞理论研究，不要管那些杂音，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干扰。”市委副书记邬梦兆同志不仅仅是支持我们，还围绕着我们的研讨会的主题作了致辞，致辞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论文，而不是官话的致词。
“三人团”撰写总报告
王启军：六次研讨会，产生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召开研讨会，为什么要向中央提交报告呢？
王利文：向中央提交研究报告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大家认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应该让领导人知道，通过影响领导人来影响决策，进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主意主要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否则为理论而理论就失去了理论的价值，而在中国能发挥理论作用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发挥作用。我们常讲“理论一旦为群众掌握，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其实，理论一旦为领导人掌握，又何尝不会变成巨大的政策力量呢？
二是党的十三大对商品经济的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形成突破，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向前推进。当时从整个的氛围来看，不管是中央领导层还是广东省、广州市领导层都是开明的，很乐意听取理论界的建议和主张，这种宽松的氛围也是当时能够进京递交报告的重要原因！
三是1987年广东省组织专家、学者和政策部门调研起草关于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报告，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原则批准广东省1988年1月7日《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指出：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开放继续先行一步，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正确处理好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的要求，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全面开放。要以加快培育和发展国内外、省内外市场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的市场体系为中心，相应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体制和企业经济机制的配套改革，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因此借助这次机会，我们想通过递交报告的形式，请求中央同意广东、广州实行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进一步加快和加深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步伐，发展经济，组织新的经济起飞提供体制保障。
王启军：请你详细地讲讲报告的起草过程。
王利文：1988年早春，第一场双月研讨会由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筹备召开，中心议题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进行综合探讨。我当时是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兼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根据与曾牧野等的讨论，我与郑炎潮、张向荣三人组成了起草《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的小组，后来有些媒体将我们三个人的小组称为“三人团”。我们三个就住在白云山制药厂的招待所，当时的白云山制药厂可是风头正健。他们是改革的实践者，当时这个招待所开始实行了自助餐的就餐模式，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我们三个人研究讨论了该研究报告的协作框架、大纲小目、中心思想和应注意的问题，分工由他们两个先起草，我参加最后统稿和修改，他俩封闭了一个星期，集中研究资料，集中写作。在与郑炎潮、张向荣的讨论中，我们就切实感受到了理论上的束缚了。一方面党的十三大的“红头文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另一方面，又是基层的改革呼声：市场!当时我们广东的一些领导同志更是公开与不公开地宣称：广东就是要搞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这就是现实生活与“红头文件”的“对不上号”。起草人之一的郑炎潮对“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这种模式把国家凌驾于市场之上，将国家排斥在市场法规之外，仍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模式的阴魂。”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传统的理论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专有物是错误的，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既能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运用。”同时，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也显示了同样的问题：广东、广州放开市场、放开价格的9年实践，使经济资源由政府单一配置初步变成政府、企业、劳动者多元配置，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靠官员管理经济的模式，逐步形成了社会全员管理经济的模式，这极大地改变了资源积压、浪费的现象。而且根据当时的统计：到1988年广东省竞争性价格放开已经超过了87%。而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更是在1984年8月1日起就放开了竞争性价格。取消购销价格倒挂和财政补贴的同时，实行新工资制度等都获得了成功。这都要求将资源配置全面推向市场！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就是和我提交给研讨会的那篇论文的题目一样：“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王启军：这个总报告可以说是凝聚了当时整个广东省内经济理论界的心血，也是集体合作研究的产物，我看到这个报告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广东、广州综合改革实行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改革的目标模式、过渡问题及对策。请您谈一下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王利文：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进行了脱钩处理。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所以我们还专门就资源配置方式的多种选择进行了论述。从理论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可以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当作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曾出现过计划和行政调拨配置资源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中亦有市场经济的实践。针对当时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我们也进行了驳斥。同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存在着利弊两面一样，市场经济也有其消极方面，但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阶段性现象。在当前资本主义发达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有所改善。我国近40年的经济建设经验说明，一个无所不包、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并不能克服比例失调、资源浪费等问题。
王启军：因为刚刚获得了国家批准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资格，所以当时广东、广州上下都在讨论如何就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深刻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而您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市场经济，请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