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我的外公孙冶方
作者：徐庆全
徐：你在蛇口期间，外公已经因病住院了。想必你也没有时间常来看他吧？
武：我虽然在蛇口，但回北京的机会非常多。每次回来，我就要在外公身边待几天，等到他1982年癌症住院时，我在北京的时间更多了，常常陪伴着他。1979年，在得知外公得癌症后，小平同志有一个意见：一定要把孙老的经济观点留下来。中央为了抢救外公的经济思想，在青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现在都成了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了。
1982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年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充分把握实现的。但是也有人信心不足，认为速度定得太高，又要犯浮夸与冒进的老毛病。中央领导同志从简报上看到了这个发言，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赵紫阳看到他的发言后，专门到医院来和外公商讨，我正好在。赵紫阳刚当总理，就经济管理问题征询外公的意见。外公说：“总理，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谈到经济20年翻两番的想法，赵紫阳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外公说：我经过思考，认为有把握。我正在写文章阐述这种思考。这次谈话后，外公的意见被写进了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来，外公就写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徐：这是一篇当年反响很大的文章。它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对那些迈不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武：是啊，现在来看，意义更加凸现。你不知道，那是外公在病床上写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让人把一大摞子的书和参考资料都拿到病房里，他自己看，也让人们给他读。我还专门请人给他做了一个床桌，把床摇起来后他就可以俯在床桌上写东西。这篇文章，他先给我讲，我就记录，有一个稿子后，他再讲，助手记录。最后他修改。助手把稿子给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我念的都已经口干舌燥了，他还是倾注全神在谛听、在思考、在推敲。次日一大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着。打印后，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一遍地念给他听。
稿子见报当天，下午两点，赵紫阳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他，总理已经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对于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和200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还告诉他，胡耀邦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外公听后，一阵轻松，对李昭和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我们自然心情很悲凉。
徐：看来，外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了解的。他这是奋力一搏了。外公去世时，你在他身边吗？
武：在。外公在弥留之际，提出一个非常怪的要求，想吃红萝卜皮cheese，也就是奶酪。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因为外公给我讲过。当年，外公在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每人发几个面包和两个红萝卜奶酪。有一天，苏联的列车长冲进中国留学生所在的车厢，大喊大叫大骂。后来才知道，有人嫌红萝卜奶酪不好吃，扔到厕所里被苏联人发现了。这位列车长很愤怒，叫嚷说：全苏联人民都吃不上的东西，优待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居然给扔了。后来才知道，是王明扔的。外公说，他们不喜欢吃，可我喜欢吃。所以，当外公一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明白了。可是，当时条件有限，到哪儿找呢。后来，还是梅益通过关系找到外交部才弄到的。外公躺在病床上，一片一片的削着吃，一脸陶醉。他削一片给我吃，我一尝差点没吐出来，一点都不好吃。外公说我是“土包子”，洋东西你不会吃的。
外公其实挺洋的。1949年上海被接管以后，外公在上海财委工作。办公地点是原来日军侵华司令部。当时要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清走。外公突然发现，有留声机和一柜子唱片。他就把这些搬到了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去世，现在都在我这里。外公一辈子喜欢听音乐，而且听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他住院时，留声机拿到了病房，他就在这音乐中与病魔抗争。我在陪伴他的过程中，听懂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等等。他不会弹琴但他会听音乐。古典音乐，曲子一响他就可以讲出音乐表现的意境。所以，追悼会时，我自作主张：不放哀乐，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喜欢听的。
徐：我看到过外公的遗嘱，其中一条是不开追悼会。可是后来还是开了。
武：外公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以外公的贡献和级别，如果按照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中央不好办。后来，还是搞了一个小型遗体告别仪式，不算是追悼会。这个仪式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不要一个花圈，但是满屋子布满了鲜花。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方毅、张劲夫、汪道涵等，都来了。王光美阿姨一直在现场陪伴着我们。
徐：这个告别仪式是别具一格的。
武：外公一生特立独行，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这样的送别方式的。告别仪式结束后，把外公送进火化场，我才陡然感到失去外公的痛苦，（下转第76页）（上接第39页）失声痛哭了两个多小时。
徐：你外公去世前，由薛暮桥、徐雪寒等55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薛老提议：孙冶方搞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我们其他人就再别搞了，我自己表态，以后绝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已经25年了，推出了一批一批经济学家，像现在著名的李克强、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等。
武：其实，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除了推出新人的作用，还有团结“旧人”的作用。
徐：什么意思？
武：我这里说的“旧人”，是指一些老经济学家。你知道，改革开放3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界观点分歧相当大，“左”、右之争在经济学界表现得更强烈一些。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坐在一起。可是，每当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或开会或评奖时，不同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人，也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问题。我作为理事，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很好玩。一位经济学家曾感慨地对我和李昭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有些会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
徐：谢谢你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