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我的外公孙冶方
作者：徐庆全
我每天从广场回来，就向外公详细汇报。外公常常很兴奋，说，人民开始觉醒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带我去看看吧。可外婆坚决不同意，甚至同外公和我吵起来了。外公和我无奈，就趁外婆睡午觉时，偷偷溜出去。我和我的同学用自行车把他从三里河推到天安门广场。外公长得很像外国人的，穿着五十年代的呢子装，又拄着拐棍，很洋派地在广场来回看，在总理遗像前鞠躬。很引人注目，据说还被当时监控人员拍下来了。悼念活动被镇压后，外公非常愤怒，情绪都有些崩溃了，觉得国家又将陷入深渊，他也会被再次抓起来。他甚至精心地安排后事：他要我少到家里来，怕他的身份牵涉到我；把他的经济学的手稿交给李昭和我保存，希望将来有机会发表。这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才又像无事人了。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手
徐：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对于这两件大事，你外公是怎么看的？
武：毛主席逝世，我和外公都没有过度的悲伤。那时我们思想已经变了，总理、朱德去世非常痛苦；因为受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感染，毛主席“神”的光环已经消失了。那时，我很关心毛主席逝世后的政局。我和外公仔细看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长长的一串名单，煞有介事地讨论政治局人选，分析邓小平还有没有机会，谁能帮邓小平，谁和江青等人站在一边。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在10月6日下午就知道了。我们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消息也比较快。华国锋的女儿的男朋友在我们学校，他傍晚就告诉我们了。当时主持铁道部工作的郭维城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郭也参加了西山会议，7日上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消息得到了确证，我非常兴奋，也不管上课不上课的，就直奔外公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外公兴奋得像小孩一样，用拐杖顿地，大喊大叫。然后，他就到处散布这个消息。而我给大姨妈报信时，大姨妈根本不信，一把抓住我说：天安门事件你就把我吓个半死啊，你现在又搞什么呀！不准再胡说八道。
徐：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自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开始走上迷途，到“文革”更加陷入崩溃的边缘，而“四人帮”在经济界的流毒格外深。因此，经济界拨乱反正的任务格外艰巨了。
武：是的。这时候的外公，仿佛焕发了青春，无所顾忌地投入了拨乱反正洪流中去。他撰写了好几篇文章，肃清陈伯达、张春桥的“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谬论，他的批判文章影响广泛。外公以他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徐：我采访经济学家赵人伟时，谈起这一段历史，他十分推崇孙冶方的理论勇气。他说，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孙冶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顾准。
武：“文革”后，外公快七十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读书作笔记。他的思考也十分活跃，并对中国的体制作了深层次的思考。他在1977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载他通过读书和思考，认识到权力的腐蚀作用。这对他来说是一重大发现。还有一件事：1978年6月下旬，他从外地讲学回来，对于“唯上”的学风提出批评。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1959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
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传统。
武：1979年9月，外公检查身体，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他开刀不久，就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为多年未得彻底平反的老战友沙文汉向中央写报告。这报告是他用两条长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强坐起来写成的。
动手术后，外公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各种活动了。他照常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用他的话来说，是“放炮”。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一点，要多放几炮支持一下小平。”外公这些人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
外公尽管身体虚弱，但他还是继承三十年代的传统，搞调查研究。他经常拖着病弱的身体，到处走。他到四川时，我陪同他一起去。赵紫阳热情地接待他，并和他就一些经济问题进行探讨。此外，他还到云南、山东等地考察，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改革开放政策。
徐：其实，你外公不仅关注经济问题，还常常“管闲事”，对文艺界的事情也不平则鸣。王元化先生生前我曾采访过他，他与孙冶方在上海沦陷时期就在一起工作。他提到你外公为电影《天云山传奇》写文章的事。
武：对这件事，我也认为他在“管闲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好像是1982年放映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外公在医院里看到这些评价后，就对我说：想办法给我找来看看。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一个录像机和带子，在病房里放给他看。看完后，他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第一，反右派题材的东西不能禁止；第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沾边。我要写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指摘进行抗争。他给夏衍和张光年打电话，说要写文章。夏衍和张光年虽然对外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都不同意他写文章，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也反对，要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坚持要写，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了这场论争中去。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对这部片子基本上肯定了。
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
徐：你1979年到蛇口去工作了，与外公的接触也就少了吧？
武：我1979年到蛇口，只是短期考察。1980年才正式到蛇口工作。蛇口是“特区”，一切都在试验。我虽然见外公的时间少了，但我们经常联系。对于蛇口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外公极为关注，经常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要我告诉他蛇口的情况。1981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刚上马的特区就被攻击为是资产阶级的温床。有些所谓的理论家，还酝酿写了一篇《租界的由来》，广为散发，挑起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外公很关注。他特意给我写信，要我把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在蛇口的感受，实事求是写给他。我给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谈到蛇口生气勃勃的景象，对那些挑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理论家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封信外公修改后，变成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外公送给了胡耀邦。耀邦批示给有关部门参照，并将附件给了外公。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还起过一些作用的。
也是在这次争论中，原来派我们到蛇口的交通部，担心又犯路线错误，把我们全部调回来，规定：全部干部撤回，一个不留，谁留下党员开除党籍、科技人员开除工职。两百多干部都撤回，等于让蛇口这个新生事物陷入困境。我对此坚决反对，我坚持要留下来。我和外公谈了自己的想法，外公坚决支持我，并鼓励我在那里作出一番事业。这样，在北京，交通部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留在蛇口，在哪儿都是为党工作。结果，交通部就留下我们三个人。我告诉外公后，外公很高兴，并鼓励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一定要坚持住。
徐：我看到有关蛇口特区的著述中，多处提到了你。后来，你还当官了。看来你没有辜负外公对你的期望。
武：是的。1984年，我被提为蛇口区的副区长，我来北京公干时，我的交通部的老领导苏宁见到我说：“鼻子一犟还犟出名堂来了，如果留在交科院你还当副局级？连课题组长都通不过。”不过，那时外公已经去世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