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我的外公孙冶方
作者：徐庆全
徐：孙冶方的朋友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回忆。朋友对孙冶方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说明他对学术严重的“风派”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平心死后，他感念平心的风骨，发议论说：我憎恨那些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但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这些人并不是不懂马列主义常识，而是有私心，因而东风来了唱东调，西风来了唱西调，经常变换脸谱，完全丧失了一个科学工作者起码的品质即诚实。所以，我们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
武：是啊，他不会做风派人物，仍然坚持写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刊物发表不了，他就在内部刊物发表。用当年康生的话讲，简直是“死不改悔”了。到了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根据外公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在会上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在重重的压力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他还说：“你们没有把我打垮，现在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我，而是别人！”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不过，他进了监狱还跟管理人员“叫板”。他对管理人员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老头子他坐了七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他的“论战书”。这些理论经过了二十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八十五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真是奇迹！
徐：老人家是靠信念活着的，要不然也不会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就去世了。
武：是啊。据当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后两三年就放出来的人到我家说，在那里是单人监禁，没有人说话，人很容易被关疯的，犯人们都盼望提审，好有说话的机会。外婆一听，就哭着对我说，老头子被关了好几年了，你说他会不会被关疯了。在一旁的徐雪寒爷爷说：你放心，老孙不会疯的，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的活下来的。的确如此。外公谈到这一点时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
把他从监狱接回家不久，他好像从迷迷瞪瞪的状况中醒过来了。他对我说，他要看书，让我到我们学校图书馆给他找书找报纸。我们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书，就把这几年报纸给他借回来，他翻看了一遍。然后，让我到学部去找他被查抄的书。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费了半天劲，才知道书的下落——都放在学部的地下室了。但是，军管会的人不让我搬走。我与他们大吵大闹，他们做了让步，说，要搬也可以，但要经过检查，把反动的书留下来，不反动可以搬走。他们检查了半天，给我留下的大多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和同学顶着大风，蹬着板车给拉回来。就是这样，外公也高兴坏了。
徐：有书可读，他当然会很高兴了。那时候他是不是整天读书研究？
武：也不是。那一段时间，他同时干四件事情。第一件是读书。其实，他在监狱里就把《资本论》、《马恩全集》从头到尾咀嚼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又重新读。那时候，张春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认为价值和商品，造成资产阶级法权，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外公读后，说，这是断章取义。他查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我帮他抄写后，他写上“送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和外婆担心，要是送上去会不会又被抓进监狱啊。他坚持要送上去。后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与这事是有关系的。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第二件事，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纲要》。这是他在监狱里默诵几十遍的一部书稿。他口授我帮他记录，一部分一部分地来，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所专门安排助手帮他整理。
第三件事，是与一些“老右派”们串联。1975年下半年，这些“老右派”们活跃起来，互相串联。外公家里常常门庭若市。陈翰笙、阳翰笙、徐雪寒、梅益、方毅、宦乡、汪道涵、张劲夫等等，我在报纸上常看到的“反革命分子”都来了。他们来，只要我在，都是我做饭。外婆常对来人夸我：沙沙能做一桌子酒席呢。他们在饭桌上什么都说。你还别说，这些人还都挺“猖狂”，议论国家大事，那真是放言无忌。我印象很深一次，这些朋友在家里议论毛泽东，外公声音特别大。他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老毛啊，老毛，你可把我们国家害苦了。”我听了感到非常震惊。虽然“九一·三”事件后我对文革有所反思，但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心里还是很伟大的，陡然听到外公这样说，还是有些接受不了，但那些老人们却点头称是。
第四件事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外公经历比较复杂，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遭受审查。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一定要如实写出来，交给组织，不然，有些人会一直被冤枉下去的。他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的。他写过有关“二十八个半”的材料，江浙同乡会的材料，关于上海地下党、关于潘汉年和扬帆的一些事情。这些材料都是我帮他抄写的，由此，我也知道了很多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外公对扬帆和潘汉年遭遇不幸常常感到不平。他在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个问题。后来，我陪外公到上海见过扬帆，他的眼睛都瞎了，外公和他见面就抱头痛哭。我帮外公抄写后，外公仍然要很正式的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认真的报上去。“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说“小小孙冶方胆大包天，竟敢直接攻击毛主席”，就是冲着他送上的那些材料来的。
徐：“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1976年了，“四人帮”一伙占了优势，对孙冶方有没有实际行动？
武：没有了，1976年的形势眼花缭乱，我想，江青他们也顾不上了，只是口头批判而已。
徐：1976年年初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外公和总理感情很深。那时候，他是怎么看的？
武：总理去世后，外公一天没吃饭，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时不时地老泪纵横。我才知道总理在外公心中的分量。”四五“悼念总理的活动中，我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3月底广场上开始摆放花圈开始，一直到4月5日被镇压，我都在广场。最后一个花圈是我们学校的，我扛进去的。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是首钢和长辛店的工人民兵，正好有一个带队的人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哥。他告诉我们，已经下了镇压令了，外面封了你们出不去了，跟我们在一起吧。我就跟他们一起混出去了。
那段时间，外公到处打听消息。来家里传消息的人也多。传邓小平的话、毛主席的话。我记得学部原来的党组书记梅益来，还跟外公开玩笑说：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跟你老孙也有关啊，江青就说过，“小小孙冶方竟然敢反毛主席，这样的右倾翻案我们不打倒行吗？”外公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