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孔子学说
作者：吴 江
孔子之后，礼学有三变，或者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我在此约略做些说明：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有两位儒学大师，其中如上所说孟子发挥了关于“仁”的学说，对发展儒学影响极大，其中还有不少“民本”思想；荀子发挥了关于“礼”的学说。荀子（荀况）是先秦儒家中最后一位大师，他继承并发展孔子的礼学，集中表现在：在进入封建社会后，他第一个将西周之礼加以损益，在旧的等级名分破坏之后，建立起新的封建的等级名分。为此，他将礼、法两者结合起来，礼还是第一位。
和孔子一样，礼是荀子学说的最高范畴。荀子为礼提出了一个理论根据，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篇》）。接着，他提出“礼有三本”：第一本“祭天地”，第二本“尊祖先”，第三本“隆君师”。这第三本就是确立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孔子作《春秋》是为奴隶制正名，荀子作《礼论》是为封建制正名。《荀子·富国篇》再三申述：“礼者，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也。”“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天下之通义也。”荀子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都要各安本分，这是万古不变之秩序（《荀子·王利篇》）。孔子最重视丧服礼，荀子也主张“三年之丧”，并严格规定丧礼的等级制度，如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等等。
荀子主张礼法并用。他提出“圣人以明礼义而起法度”的命题，认为人主要图治，第一要“明礼”，第二要讲“法度”——“法者，治之端也”。但用礼用法，荀子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人。所以，天子至尊至贵，握最大权力。故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须用刑法来制服，使之出力生产，以供养长上，这也是合理的。所以，荀子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度制之。”（《荀子·富国篇》）。
总之，荀子的礼论是直接继承孔子的，而又有所发展，卓然自成一家，开启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荀子之后，像范文澜所说，儒家的礼学就不再有什么新发展了，汉代编纂的《礼记》不过是对荀子的《礼论》做点注疏而已。
西汉独尊儒学，董仲舒制定“三纲、六纪、五常”，将荀子的封建礼论在实践中具体化、制度化，这是儒家礼学的第二阶段。
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种纳入宗法系统的关系；“敬诸父兄，六纪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白虎通义》）。
为什么称“三纲”？《白虎通义》解释道：“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阴得阳而成，阳得阴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称三纲。”这是用神秘的阴阳刚柔相生相克之道来解释“三纲”，是董仲舒这位兼擅阴阳五行学的孟派儒生的特色。关于“三纲”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梁启超曾说，“三纲”是董仲舒独创，本非孔子所有。蔡尚思在《〈礼记〉思想体系》一文中说，孔孟有“三纲”之实，而尚无“三纲”之名。孔子原就有所谓“三正”之说：“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后来荀子常讲儒者重君臣、父子、夫妇三者。荀子的弟子韩非则把这三者概括为“三顺”说。西汉董仲舒才把“三顺”改称为“三纲”。（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第355页）这说明，儒家历来以“三纲”思想为礼教的核心。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诚），亦称“五性”。孔子也是讲这五个字的。但五字连用，并把“仁”放在首位，则始于孟子。《白虎通义》解释道：“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按：履行正道成为礼文）；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这种解释本来没什么独特的地方，但《白虎通义》却又以“五性”附会于“五行”、“五气”乃至人的“五脏”，说五行之气形成“五性”，甚至说“五性”是从人的五脏六腑出入的。这正是儒家的特点——把儒学阴阳化、神学化了。
封建统治者有系统地施行礼法，自汉代始。叔孙通定朝仪，定君臣之礼，从此臣子们不敢再在皇帝面前撒野了。过去曾溺儒冠的刘邦，这才认识到儒家礼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他死的前一年亲用太牢祭孔子，开皇帝祭孔的先例。汉末大乱，魏晋倡玄学，“礼”一度被冷落。南北朝时期，纲常礼教更趋沦丧。隋唐以后，渐渐又有起色。到宋朝重振纲常，皇帝带头表彰“孝悌”，宋明道学家们更是编织出严密控制人们思想、生活的封建礼教网，这才使礼教重新大倡起来。所谓“道学”实即礼教之学。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家礼学的第三阶段。
在中国封建礼教史上，因为荀子将礼纳入封建轨道，礼法合一，竭力为封建宗法制度明礼，所以后世有些学者把礼教的罪恶统统归到荀子头上。晚清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是这样。梁启超说：“孔门之学，后为孟子、荀子两派……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按：这是不对的，毋宁说汉代经师多出孟子。）两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谭嗣同则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谭嗣同是晚清的激烈维新派，但他只反礼教而不反孔，所以把礼教的开山祖孔子开脱了。这固然是偏见，但也足以证明荀子的礼论对于封建之世的巨大影响。
绵绵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开创者孔子，增益者荀子，大倡者董仲舒和宋明道学，他们各有千秋，但有的已超出了孔子儒学的开创范围，使之更加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礼法愈来愈严密。所以，说起封建礼教的罪恶，后来这些人（尤其是董仲舒和宋明道学家们），“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本文作者为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原教务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