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孔子学说
作者：吴 江
我以为，从这场争论可以引出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或中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政论家和大伦理家，也是大教育家。他的学说以政治和伦理为主，是积极用世的，竭力为统治者立言。他的学说，礼、乐、仁、义均包含于其中。礼、乐属于制度、名分范畴，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礼、乐、仁、义四者当中，孔子究竟以何者为重，即以何者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呢？对这个问题，现代学者看法各异，取舍不一。郭沫若取“仁”，范文澜取“礼”。其他学者也是非“仁”即“礼”，或者如蔡尚思昨日取“礼”今日取“仁”，昨日取“仁”今日又取“礼”。有人甚至说，孔曰“仁者人也”——这就是“人的发现”，这个发现要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云云。此外，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还有“仁礼统一”说，“忠君”说、“仁恕”说等等。
若问我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是：孔子之学以礼为首。孔子本人的论述甚广泛，针对不同问题所说的话，其侧重点往往不同，“贵仁”也是事实。但是，就孔子在他那个特定时代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来说，我以为，提出孔子本人的学说的着重点在“礼”，孔学主要是礼学这个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说孔学主要是礼学，并说明孔子如何处理礼与仁的关系。
三
首先，当然需要弄清关于“礼”的含义。据查，“礼”在《诗》、《书》中并不多见。礼字从从，大概从祭器出来，最早是古代宗教的一处仪式。所以，《礼运》说：“礼所以傧鬼神。”后来逐渐衍变成一种行为规范了。这种行为规范又是根据名分即宗法等级来确定的。统治者将这种行为规范编成一代的礼，就出现所谓“夏礼”、“商礼”、“周礼”等。三种“礼”不相同：夏“礼”已难考订；殷人是“先鬼后礼”，即先鬼神后人事；周人则“以礼为先”，先重人事，对鬼神则敬而远之。《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孔子的话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可以认为是“礼”的质的规定性。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就是维护凭血缘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国家及其制度；“序民人”，就是分等级，别尊卑贵贱；“利后嗣”，就是维护世袭制。所以，“礼”是指社会制度（主要指宗法等级制度）、各等人的行为规范（即名分）、社会秩序等上层建筑而言，其含义要比作为伦理道德观念的“仁”宽广得多。君臣、父子、夫妇以及“上”“下”之分，“君子”（统治者）“小人”（被统治者）之分，都在“礼”内。下面关于“礼”的话都摘自《左传》：“夫礼，所以整民也”；“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利也”；礼是“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等等。概括说来，礼是为了分别贵贱尊卑，各守其分，不得逾越。这种“礼”的法度，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中，名曰“宗庙社稷之重器”，亦称“宗礼”。“礼”只属于统治者。《仪礼》中说：庶人见君不行什么礼，因为“礼不下庶人”，礼不为庶人而设，统治者对庶人只用刑。《荀子·礼论篇》也说到，“恃手而食”的劳动者“不得立宗庙”，因此用不着行“宗庙之礼”。周代还用“礼”来区分夷夏：华夏地区称周礼地区，亦即所谓“礼仪之邦”；不行周礼的少数民族，则称夷、蛮、戎、狄等等。
如果我们不把孔子的学说看成单纯的伦理道德学说，而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其伦理道德也是为了挽救礼废乐坏的颓势。那么，承认孔子的学说以礼为首，他是以礼治或德治为经世之道，我想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孔子学说的实质归根结底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其理论基础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允执其中”，就是要抓住两端之“中”，要“适中”，既不可过，亦不可不及。这个“中”当然是指行为的“度”，或行为的“标准”。那么，这个“度”或“标准”又是什么呢？《礼记》载子贡问孔子，怎样可以称为“中”？孔子答：“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就是说，礼是一切行为的度。仁、孝、忠、治国、外交、军事、经济、教育、音乐、敬神事鬼等，都要以礼为标准。人的一举一动，饮食、衣饰、乘车、谈话、交友、见贵夫人等，都要合乎礼。《礼记》还记载孔子下面这些话：“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哀公问》）；“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曲礼》）；“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哀公问》。请注意：在孔子看来，道德仁义也要以礼为标准）。孔子有时讲“道”，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这个“道”，据冯友兰解释，就是“中”，也就是“礼”。我看这一解释是对的。总之，孔子讲的“礼”是千古不易之道，是“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朱熹语）。孔子对他的独生子孔鲤说过两句话：“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自称“三十而立”，是说他到三十岁才“立于礼”，才有了“立身之本”。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美的礼，“周监于二代（按：指周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以制定自己的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即从周礼。孔子生当灭礼僭乐之世，以复礼即恢复西周之礼为己任。他认为，夏殷周三代的礼是相沿袭的，虽各有所损益，但根本的东西是百世不变的。孔子说过他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也就是，他希望当时已比鲁国进步的齐国向落后保守的鲁国看齐，而又希望已够保守了的鲁国再恢复到文武周公那个时候的状况。由此看来，我们实在很难说孔子不是在搞倒退。孔子修《春秋》，其目的也在此。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就是说其志在复礼，即复西周之古，复文武周公之道。
礼学为孔学的要旨，这一点也为孔学的反对者墨子所紧紧抓住。墨子生于孔子卒后十多年，是鲁国人。少时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墨子对孔学的了解，大概要比两千年后的我们多得多。墨子认为，孔学“其礼烦扰，伤生害事，糜财贪民”（同上）。墨子集中反对孔学的等差森严，亲亲为大，礼节繁缛，久丧为害等，都是针对孔子的礼教而发的。墨子非礼，亦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这是墨学后来过早终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起来说，孔子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创设的关于礼的学说，以及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发挥的礼论（首先是荀子的礼论），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打下了基础，其影响之大、之深是人所共知的。
四
在孔子那里，不论礼、乐、仁、义这四者在哪一场合被强调，都是围绕着礼，并最终服从于礼。关于礼和乐，孔子认为，礼不能离开乐，以乐配礼，礼才易于为人所遵守。因为，乐是从感情上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有求和、求同的作用；而乐、感情也必须受礼的节制，要合于礼、止于礼，做到“思无邪”。《孝经·广要道》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津津乐道的乐经早已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孔子所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的“德”广义而言便是指仁义。孔子讲义，是要求人们的行动合乎礼。“义者，宜也”，要合乎礼方算是宜。所以，孔子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对以上所说，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还是仁与礼的关系。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不免要多说几句。
我谈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层结构时，特别对殷周奴隶社会为什么产生“仁”的概念作了一点探讨。“仁”只有“君子”，即统治者才能有，只有他们才能做“仁者”。“小人”是没有份的。“君子”、统治者互相间要按照礼的标准，对别人表现出一定的真情实感、忠恕之道，“知礼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按：如果离开时代，这几句话是颇有伦理价值的），以安定统治者内部，这就是所谓“仁”道。但此外，“君子”也要对“小人”表现出一定的“仁心”，即从宗族立场，晓谕“小人”们要懂得“亲亲为大”，对主人的侍奉要尽心竭力，畏天命，畏大人，畏祖宗，畏刑罚，知尊卑贵贱之大防，遵“礼不下庶人”之至理，决不做一点逾越规矩的事。这就是孔子关于“仁”的立场。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在孔子本人，“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是服务于礼的，并被礼所规定。礼义不可以无仁。但“仁”的实质内容是“礼”。《论语·颜渊》有一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左传·昭公十二年》也记载孔子的话：“古也有志（按：古代也有记载），克己复礼，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