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
作者：郭晓惠
土改的意义及电影《土地》的使命
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项最基本的内容，在建国初期被中央定为八项工作任务之首，它是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首要条件，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土改如此重要，就必须在土改进行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指导和教育。当时有文章写道：
教育农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向“汪洋大海”般的五万万农业人口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当然是需要极其巨大而持续的宣传工作的。在这一工作中，电影艺术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宣传威力，因为一部影片的放映，很快地便会接触到广大的群众，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据统计，舞台短剧《赵小兰》拍成影片之后，半年内的观众数目达1,400万人次之多，故事影片《一贯害人道》半年观众数目是1,800余万人次。（《电影创作通讯》第11期）
马德波、戴光晰在论文《评水华的创作曲线》中说：《土地》的题材来自领导意图。当时我国有些领导同志展望世界革命发展形势，预言广大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必将走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把中国革命的重要经验用电影的艺术形式介绍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必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主张拍摄一部有关土改的教科书式的影片，宣传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宣传有关土改的基本政策和实施过程，以便供人仿效。
据郭小川的笔记，人称“位老”的郑位三老人（1925年入党，建国后因病未负责具体领导工作）在剧本写作开始前指示说：这个片子有两大任务：一，巩固土地革命，认识意义重大，从农民方面看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此认识不够，把认识巩固起来，这才有政治力量；二，影响印度等几亿人口，以印度为第一名，这片子可以发生莫大的政治意义，中国的土改比十月革命后的土改更完备，规模更大，而且是在更落后的国家。应以此为中心任务，片子要发生政治力量，以此为出发点，以过去历史为材料，不然单纯写历史没有意义，越完成这两点，电影越成功。
具体地说，这个电影要求全面反映土改中各个阶层人物的态度和土改政策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土改工作的教科书（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72页），要进行宣传和普及，从原则、理论到具体实践进行指导，要表现土改的全过程，以及实践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会经历哪些阶段、如何对待的，是搞这样一个可操作的、可具体指导实践的教科书式的作品。它的影响不仅是对印度，也包括对中国非常信任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马德波口述）
这部影片受到党中央的特别重视，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对郭小川说，这片子如果写得好准备拍成五彩片。那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五彩片，也是1953年的唯一一部五彩片（郭小川1952年7-8月信）。
高层领导多次做指示
在剧本写作过程中，邓子恢（领导过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华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并参与中央一些重要土地政策的制定的中共农民土地问题专家）、杜润生（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局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等高层领导多次做指示，他们——按马德波的说法——“都是最有权威的人，都是当时的‘土地爷’呵”。
1951年12月，杜润生对创作组人员谈话：对这部影片的要求：是国家出品的，代表反封建斗争的描写，反封建阶段胜利的结束，气派要大而深、广，不是仅仅写一个故事、一件事、一个村庄，不是简单的对农民生活、地主的描写，是结束过去的历史，开辟农村的将来。要有典型故事，也要有记录性的东西，党的领导要有省一级的领导。表现斗争要把人民解放军表现进去，剿匪、镇反均应写到。……新的人物如何表现？领导要合乎共产党员的标准。为了表现他，总要黑白对比。……基本群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盲目性，一方面要写创造性。中农的动摇不要写得太厉害，消极就够了；青年要积极一点，勇敢，加上老年人的智慧，妇女获得土地又获得婚姻自由；知识分子不要挖苦得太厉害，表示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挖苦他不深入、有个人打算、小资产阶级情调。（据郭小川笔记，下同）
相隔几天，李冰从北京带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领导人的指示，指出剧本存在的几个问题是1，对农民的伟大力量表现不足，党的领导表现薄弱，地主气焰过高，启发群众智慧不高。2，现在的剧本受自己占有的素材包围着，概括力不足；农会副主席过分狭隘自私，中农积极性不够，狗腿子太多太嚣张，两个地主的联系不够。3，显得庞杂，像是素材的堆积。周扬直接提出，“要提高到理想化”，并具体提出修改意图：要集中全力表现阶级斗争，战略上我方应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垮敌人；要加强表现党的领导，县委应当出头，加强主要的人物如石强的机智和与群众的联系，狗腿子应当是流氓思想，落后农民。要重新结构故事线索。地主不要都写成反革命，不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远景，重要的是工农联盟问题。
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可惜郭小川只记录到52年10月为止，不久他就离开了这项工作奉命调入中宣部，影片拍摄和后期修改阶段的情况他就不了解了。
看得出来，拍这部片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用指挥打仗、领导生产的方法来指导艺术创作也就顺理成章。可以说，领导人是在用撰写文件的方式创作电影，或者说，用电影的形式制定一个文件，而且是一个指导全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亲自进行多次的具体干预。然而，创作人员却在此干预下迷失方向，越写越写不出来。
创作过程之艰难
郭小川把这次写作当成光荣的战斗任务，他给妻子写信道：“现在担负的任务是很光荣的，通过一个影片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以教育如此广大的人民和我们的后代，难道还不光荣吗？”但是创作之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到北戴河的第二天，他在信中说：“我深深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休养，而是工作呵，我们的任务多么艰巨，在北京，很多同志听了我们的计划，都替我们发愁。我们商量一下，准备每天工作10小时，没有礼拜天，每天只中午去洗洗海水浴，早晚散散步，别的时间全部投入工作中。”“工作，真愁人！每一步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创作是困难的，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愁人的沉思中度过……这一次所遇到的困难，有时简直叫你灰心丧气，叫你感觉自己太无能，叫你罢手，坐到竹椅上思索几小时，常常一无所得……”“几天来，心情是格外地郁闷，主要是因为工作又遇到了新的阻碍，今天闷坐终日，竟无一得。这一关过了，下头就比较容易了。在这里已工作了16天，却只弄到反霸减租转到土改，现在是想写一场激烈的反分散斗争（揭露土改初期地主阴谋），想了两天，还没有出路，可见这事的艰难。”
创作组1952年5月中开始讨论剧本主题，5月底开始安排片中人物，到了8月11日，也就是他们以全部精力写作3个月之后，居然还没有动笔，只是“接近动笔的时刻了”，写作方式是先用一些天“把详细细节拟定”，然后“开始分头来写”，执笔者“原打算只俞林一人，现在为了节省些时间，决定我、俞林、李冰三个人写”，计划是“9月底以前无论如何要写出一个东西来，也许是初稿，也许是比初稿还简单一些的提纲，10月初到北京去印出，就可以分送给领导机关去审查了。”9月15日郭小川写道：很吃力……70天以来，我们没过过礼拜天，差不多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到9月18日提纲完成，可是直到12月初“连剧本背景是否写老苏区还无法解决，搜索枯肠，仍无结果”，搞得“精神上非常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