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重铸中国修辞学的辉煌
作者：邵敬敏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
第一，修辞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明显老化。
如果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的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相比较，在很多修辞学者那里修辞学好像老牛破车，几乎连步子也迈不动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修辞学的研究常常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固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怜，这样说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特别是修辞学界有些朋友的自我感觉还相当好，在那里盲目乐观、甚至于自我陶醉，而事实上，修辞学已经大大落后于我国语言学他其他分支学科的步伐。
第二，修辞学已经在中国语言学界“边缘化”了。这包括：
1、被动边缘化：修辞学自身的研究领地，特别是一些传统领地、基础领地，不断被蚕食。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都在“侵吞”以前属于修辞学研究的地盘，比如“比喻”一向是修辞学研究的世袭领地，现在认知语言学提出的“隐喻”、“转喻”等几乎把“专利权”都拿过去了。
2、主动边缘化：这是更为可怕的现象。修辞学界的朋友基本放弃有关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索，热衷于一些枝节末叶，找冷门，找空门，或者找旁门，没有勇气直面惨淡人生。既然你自己都退出或者放弃了传统的研究领域，那么也就怪不得别人来占领了。
第三，修辞学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主要是：
1、修辞学和语用学：一直是两张皮，没有能够结合得很好。语用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比较新的语言学理论，早期有人做了一些跟修辞学结合的有益尝试，如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可惜后继乏人。话语分析、篇章分析、言语行为理论跟我国的修辞学到底如何结合一直是个急需我们解决的难题。然而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希望。修辞学研究一直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因此在研究观念上必须有一个突破，或者叫飞跃。如何跟语用学结合，同时又有明确分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为重要的任务。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就可能有意无意放弃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优势。
2、修辞学和语法学：从90年代初就开始提出要求两者结合，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语法学似乎并不着急，着急的应该是修辞学。修辞学到底应该向语法学学些什么?比照语法结构，修辞是不是也存在一个修辞结构?跟句法结构的基本成分词类、短语、句子相比较，修辞学里有没有修辞要素?修辞模式?修辞格局?传统的“修辞格”到底在修辞学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语法里的框架结构?修辞学里有没有“修辞化”的格式?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修辞学家给出回答。
坦率地说，现在有许多本来属于修辞学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已经被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抢去了。而只有修辞学还在东张西望，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自己应该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修辞学必须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占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领地。比如：“话语分析”，就包括：问答、对话、交谈、辩论、介绍、演说；“篇章分析”，就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结尾、前后照应、结构段落、话题推进、焦点凸现、焦点转移等等。
中国的修辞学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我以为必须在以下若干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必须跟国际接轨。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接轨的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开放，大胆引进，多向借鉴，特别要从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吸取营养，向功能语法学、语义语法学、认知语言学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不要自己把手脚束缚起来。只有先“引进”、“借鉴”，才可能进一步“互动”、“交融”，乃至“创新”，促使传统的修辞学获得新生。
比如认知语言学里的“原型范畴”在解释比喻时，就是个很有用的理论。在比喻主体和比喻客体之间一定有个桥梁起到介引作用。例如“放飞青春理想”，就可以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从“放飞”的语义着手解释：“把鸟放出去使之高飞。”(《现代汉语词典》389页)，所以我们可以说“放飞鸽子”，但现在放飞的不是鸽子，而是“青春理想”，显然，这一个动词的语义特征就移植到后面的抽象名词上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青春理想”可以像一只年轻茁壮的鸽子一样被放出去高高地飞翔，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形象。这跟以往笼统地说这是“拟人”或者“拟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比如名词和名量词的组合规律，也非常值得研究。例如“井”，可以说一口井、一眼井、一孔井。这说明视角的不同，观察点的不同，就有量词不同的选择。“口”、“眼”具有“呈圆形”“三维立体”“有水”等语义特征，但是“口”偏重于“像嘴巴一样张开”这一特征，而“眼”则倾向于“水汪汪的可以照见人影”这一特征，这些语义特征显然是量词“孔”所没有的，因此“孔”就用得比较少，而且经常用于打井的时候。再比方“村庄”，北方说一个、一座。广东、香港就说一条，这显然跟南方江多、山多、海多有关，村庄都是依水、依山谷而建，长条形地铺开，自然就是“条”了。这是语法组合问题，也是语义选择问题，也是修辞取舍问题，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三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第二，必须从传统修辞学的牢笼里解脱出来。我们不是不要传统，而是要源于传统，高于传统，优于传统。必须用全新的思维来重新认识修辞，重新认识修辞方式、修辞手段、修辞动机、修辞结构、修辞效果。
对望老以及他的修辞学学说，我们完全尊重，绝对敬佩。但是，对望老最好的继承，就是发展；最好的尊重，就是突破；最好的敬佩，就是创新。比如，他著名的两点论，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首先，这一名称就可以商榷。其实，凡是修辞，就应该都是积极的。消极的，顾名思义就是无所作为的，那就不是修辞了。所以消极修辞这一提法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既然是消极修辞，就可有可无，不必去仔细深入地研究，好像只有积极修辞才是我们需要大力研究的对象。当然望老的意思其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改为：“常规修辞”和“超常修辞”。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历来习惯于两分法。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是不是还存在第三者——属于中间状态的、过渡状态的修辞?这就是语法化进程中的修辞，所以在语法层面的“语法化”问题，在修辞层面上看，就是“修辞化”。比如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太阿Q”、“很近视眼”，这类超常搭配当时还是偶一为之，我们可以称之为“名词临时活用为形容词”，属于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