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比修辞研究发展四十年综述
作者：穆从军
明。同一时期的Matalene(1985)也发现英美作者总是使尽浑身解数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汉语作者往往只是摆出观点，把逻辑推理工作交给读者去完成。当然，她的这一发现只是从学生英语作文中总结出的体会，多少带有片面性。Reid(1992)使用计算机软件调查并比较了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和非英语母语学习者(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学生)作文中的人称代词、并列连词、从属连接词和介词使用情况，发现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使用的代词、介词远多于非英语母语的学习者，阿拉伯学生使用并列连词比其它组学生多，汉语学生使用从属连接词多，她认为这可能与各种不同语言本身特点有关。同时。她还发现文类对写作的影响，学生在学术写作中用到的人称代词远少于记叙文中用到的人称代词。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通过粘连手段引导读者理解自己的观点，使文章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而非英语母语的作者受到母语写作的影响，在英文写作中对连贯技巧的掌握颇感困难。比如，汉语被认为是一种意合语言(袁昌明，1990)，讲究“形散而神不散”，作者往往提供一个意境，或者留给读者以思考的空间，因而被认为是读者责任型模式。其实，不光东方语言写作是读者责任型，芬兰人也被发现在写作中把自己认为显而容易见的东西略而不谈，而英语族人则希望芬兰人在写作中予以澄清(Connor，1996)，但是在芬兰人的观念中，“读者负责就是对读者的尊重(being reader-responsible isbeing reader respectful)”(p，52)。
四、文类分析
对比修辞研究在早期乃至80年代主要关注的是第二语言学生写作的说明类作文，但到了90年代，受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影响，写作被看作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作者通过与导师、同学、朋友及其他社会人士接触，逐步熟悉目的语的写作要求和修辞规范，从而进入相应的“话语圈(discourse communi-ty)”。这一时期的对比修辞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学者不仅研究学生的作文，而且研究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或者出版物，研究文类不仅有说明文还有记叙文和议论文，尤其是专业写作得到充分重视，比如对研究报告、论文摘要、学术论文、博士论文、项目申请书和商务信函等都有深层次的探究。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Swahs(1990)和Bhatia(1993)，Swales(1990)从语篇交际目的出发重新定义了文类，他更强调特定文类的共同特点。Bhatia(1993；1992)区分了文类和次文类，比如研究论文下属有调查论文、综述论文和实证论文等。
根据文类分析理论，不同文类有不同的结构，比如Swales(1990)就发现论文的引言部分一般由四个“语步”(moves)组成：第一个语步介绍研究领域，第二个语步报告前人研究成果，第三个语步为目前研究做准备，第四个语步介绍目前的研究。通过这类研究，写作新手可以很快认识目的语“话语圈”的语篇原型(prototype)，更快地将这些特点内化为自己的写作模式。Taylor&Chen(1991)运用Swales的文类分析理论分析了有关地球物理学、冶金、矿产品加工、材料科学和材料工程论文3l篇，其中英语族人写的论文11篇，汉语族人用英语和汉语写的论文各10篇。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汉语族科学家不注重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其原因解释有二，一是汉语科研传统长期缺乏争论，二是汉语科学家缺乏文献资料。
目前，文类分析较多地集中在硕博士论文写作研究(如Belehera&Hirvela，2005；Bitchener&Bas-turkmen，2006；Bunton，1999，2005)，而且学者们都十分注重作者受到的社会影响因素。Bitchener&Bas-turkmen(2006)对第二语言学生研究生论文的讨论部分进行了调查分析，他们发现学生所理解的论文讨论部分和其导师的理解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写作新手在进入目的语话语圈的时候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适应调整期。在这些新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了语料库，Hyland&Tse(2004)通过分析应用语言学、公共管理、商务研究、电子工程、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门类的硕士博士论文240篇，共计四百万词，提出了在写作长篇论文中具重要作用的元语篇理论框架，这样的研究由于采用了语料库，样本量大，研究结果概括性更强。文类分析发展并增强了对比修辞研究的价值，而且，通过大样本量的分析构建起来的对比修辞理论框架具有更加科学客观的基础。这也成为时下对比修辞研究的热点。
五、批判对比修辞研究
Kubeta&Lehner(2004)在对比修辞研究中引入语言和文化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从权力关系、知识的循环建构、文化二元性的殖民建构及修辞多元性的角度来重构修辞的文化差异，他们的解释扩充了对比修辞的范式，使对比修辞研究由过去的纯语言框架转向认知和社会文化模式。由于对比修辞研究中过分强调英美修辞模式，这导致非英语母语的学生看不起自己母语的修辞模式，比如日本学生在学过直线式写作后，就偏好这种模式(Kubota，1992)，韩国学者则将美语修辞模式移入韩国，这引起了民族文化意识问题，社会构建主义强调不能搞文化帝国主义，要根据不同的话语圈考虑不同的读者和社会情境。因而，对于知识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显得尤为重要。过去对比修辞研究在讨论写作的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时，一般认为直接方式是好的，更容易将意思表达清楚，但Mauranen(1993)认为在芬兰文化中间接表达也是合适的，是积极的修辞方法——在这科文化中，人们一般认为写作应该让事实说话，避免用太过明显的方式表达，以免因为小看读者而造成对读者的冒犯。Casanave(2004)也指出语言和文化本身不能偏好什么，语言也不是天生的直接或间接。而是使用语言的人有某种偏好，他强调从学生二语写作的一篇样本来推断他们不能进行逻辑思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早期对比修辞研究因文化中心主义受到批判，他们认为英语写作是直线式的合乎逻辑的。言下之意以此作为标准，其实这完全是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对不同文化的诠释(Atkinson，2004)。Hinds(1987)就曾指出英语修辞对英语族人来说好像是直接的，但对其他语族人来说则不一定。
因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一些学者(如Clyne，2005)建议英语族人放弃将英语修辞规则强加于其他语族人，这一点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故此，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1ingua franca)的研究目前正成为热点。
六、小结和启示
对比修辞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一门年轻的独立研究分支。但是，该研究分支仍处于不断发展中，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不同语言文化的语篇段落组织方法不同是否就是由于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母语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对第二语言修辞写作有正面影响?哪些存在负面干扰作用?作者一读者责任是否真如JohnHinds所言，东方语言写作是读者责任型，英语写作是作者责任型?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修辞研究本身，有人(Connor，2002)提议研究对比修辞时不能只盯住作品本身，也应该关注作品产生的过程。可Atkinson(2004)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对比修辞自产生始就带有很强的以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结构主义特征，如果改变这一点，实际也就改变了对比修辞研究的性质。以上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加之，对比修辞研究受众多学科交叉影响，研究者需要从多维角度(multiple lenses)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各文化之间复杂的修辞差异，这种修辞差异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文化之间的不同。增强文化差异认识，对理解不同文化的修辞要求和作品的接受性及外语写作教学具有直接意义，教师不仅要教英文写作的语篇规则，而且要解释这些规则存在的社会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