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比修辞研究发展四十年综述
作者：穆从军
平行式结构，Matalene(1985)也注意到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中过多的引经据典，这在西方读者眼中被认为是偏离主题的。Kaplan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为英语新修辞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将第二语言写作研究从词句层面提升到篇章段落层面，并且将文化概念引入修辞研究。但是，反对派认为Kaplan的修辞模式说过于简单，采用的是一种狭隘的修辞观，其次，他的研究局限于二语学生写的说明文对比，其它文体并没有反映。同时，他也忽略了学生学习英文写作的过程阶段，其研究过分依赖于作品研究，对写作的目的、读者对象及写作情境均没有考虑。也有人(如Casanave，2004)指出，Kaplan尽管称他提出的修辞模式是基于六百篇学生作文分析，但在其文章中并没有具体的分析痕迹，其文中举的例子多来自《圣经》和已发表的作品而不是学生作文，因此Casanave认为Kaplan的模式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
2、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对比修辞研究
修辞模式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遇到的一个主要挑战来自英语写作研究的发展，其渊源在于认知心理学的影响。特别是Piaget(1955)关于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学说对美国英语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70年代的作文研究中兴起了学生写作过程的研究，产生了一批英语写作过程研究者如Emig(1971)、Flower&Hayes(1980)、Bereiter＆Sear-damalia(1987)，这些研究对对比修辞研究也产生了影响，Lay(1982)发现二语写作者借助母语可以从段落组织和思想表达方面提高写作质量，Zamel(1982)也发现二语学生的写作过程和英语学生的写作过程并没有大的区别，这也就是说英语写作教学方法可以用于二语写作教学中。Jones&Tetrae(1981)发现二语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既从母语中迁移好的写作技巧也迁移不好的技巧。这些研究说明不同文化和语言并不是影响二语写作质量的重要因素。Mohan&Lo(1985)比较了加拿大学生和香港学生的英语作文，指出造成二语学生的写作问题的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如教育环境、二语习得过程等其它因素，他们认为组织文章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写作能力，学生需要时间来掌握这项能力，因此，学生写作中出现的结构问题并非完全由于文化干扰，而是认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他们发现香港学生和老师都很注重英语作文中的语法错误，而对段落组织则不十分重视，并认为这也是学生写作中文章结构有问题的原因之一。Kaplan后来也撰文(1987，1988)说明修辞差异并不一定反映思维模式的不同，它只是反映特定文化的写作习惯。他也提到读者、共有知识、文类、连贯、功能等都是影响修辞写作的重要因素(Grabe&Kaplan，1996)。也就是说，学生的修辞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从Kaplan(1966)提出对比修辞概念以来，对比修辞研究在修辞模式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是对第二语言学生英语作文修辞模式的解释趋向多元化，即除了文化上的负迁移外，学生的教育背景和学生修辞能力的渐进提高也是原因之一。其二是学者(Raimes，1991；Leki，1991；Wang&Wen，2002)既看到学生母语在第二语言写作中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发现母语的正面作用。其三是对某一语言的修辞模式解释趋于多元化，如方丽青(2005)进行的ESL作文修辞模式研究就发现中国学生的修辞模式分为螺旋式、中立式和权威式三种，并不仅仅存在螺旋式一种。其四是对比修辞研究的面更广，除了学生作文研究，还扩展到其它文体，这一点在下文专题讨论。
三、读者－作者责任
20世纪80年代，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兴起，各种语篇分析方法如Halliday&Hasan(1976)的粘连分析(cohesion Analysis)，Lautamatti(1987)的主题结构分析(Topical Structure Analysis)，Prague学派的主题－述题分析(Theme-Rhemeanalysis)，van Dijk(1980)的宏观结构分析(Macrostructures analysis)，Hoey(1983)的问题一方案分析(Problem-solution analysis)等纷纷被引入对比修辞研究中，这些方法的使用减少了早期对比修辞研究中的主观臆断性，分析显得更为科学客观，对比修辞研究因而达到另一个高潮，尤其是读者一作者责任成为对比修辞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该课题研究代表人物是John Hinds，他是最早对Kaplan的修辞模式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外国学生写的英语作文不能证明第二语言写作问题是由其母语修辞模式负迁移引起的，学生作文毕竟是不成熟的作品，不能真正反映一种语言的修辞模式。况且不同语言写作的读者对象不同。他比较日语报刊的专栏文章及其英语译文，发现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在写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因此做出“日语写作呈读者责任型，英语及现代汉语写作呈作者责任型”的判断。1990年他又比较了日语、汉语、韩语和泰语说明文及其英语翻译，发现这些东方语言作文既没用归纳法也没用演绎法，而是采用的次归纳法即“拖延介绍目的”的方法(Hinds，1990)。他解释说，东方语言作者采用这种方法来促使读者介入写作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他称英语修辞为“作者责任型”，即在英语写作中作者有责任引导读者理解其观点思路，东方修辞为“读者责任型”，即在东方语言写作中作者的责任仅仅是激发读者思考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读者有责任理清作者的思路。John Hinds对对比修辞研究的贡献甚伟：首先，他将对比修辞研究由纯粹研究作品引向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象及其对作者写作的影响；其次，他扩展了对比修辞研究范围，不再比较学生作文，而是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成熟作品进行研究，这可能更能反映不同文化的修辞模式；再次，他没有把英语修辞作为比较的起点，而是把日语修辞和英语修辞一样看作是系统完善的。但是，对John Hinds也有人进行批评，他们认为他的研究基于报纸上的文章比较，没有概括性，因为不同文类需要不同的风格。Peter MeCagg(1996)质疑John Hinds的观点，他指出John Hinds所用的文章并不是循环式的和间接的，而是直奔主题，再给出各种理由和解释，Peter McCagg认为不管是哪种语言写作，作者都期待读者根据文类规则和共有文化经验参与交际行为。
事实上，John Hinds的研究也确有疏漏之处。他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中称现代汉语写作属作者责任型，可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将汉语归入东方语言一道列为读者责任型，而且，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