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基于西方修辞学的外交演讲解读之研究
作者：张玉芳
首先，由外交演讲的定义可知其演讲者很特殊，一般是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外交官，具有特殊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代表国家，有国家的权威与力量。与此相匹配的人格形象也较特别，不但平常生活、本国国内的形象会影响人格魅力，而且国际形象也很重要，当然演讲互动中也是要注意重新投射与塑造良好的修辞人格。例如朱镕基总理1999年访美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作的演讲，当时他在国内及国际的个人人格魅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中国总理、中国经济建设总工程师的身份权威，以及演讲中通过列数字、摆事实等策略投射出的务实、诚恳的人格形象对开展与受众的互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对外交演讲来说，利益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双方能找到互利的结合点，则演讲者的人格魅力就多半是肯定的、积极的。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就较容易，无需诉诸大量的修辞策略与手段；反之，他／她要在演讲中花费许多心血、借助修辞策略与手段来重新塑造有利的修辞人格。例如2006年9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改善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发表的外交演讲就需要利用大量的修辞策略与手段(如诉诸同情认同——正视其侵略历史对亚洲人民的伤害)来重新塑造日本的国家形象从而重新塑造日本首相的身份权威(负责任、愿意反省)以及他本人的人格形象(诚实、正直)。此外，特定场合的外交规则与礼仪也会影响演讲者的修辞策略与手段。
2．3外交演讲语篇
外交演讲的语篇除了重新塑造演讲者的修辞人格外，还是演讲者阐述具体争议点即外交问题、建议解决方案、号召受众参与修辞行动的载体。外交演讲是演讲者与假想的、预期的受众的一种对话，是双方面对急缺状态寻求解决方案而进行的一种修辞互动，是一场无形的辩论。其语篇既是对话与互动的核心过程、辩论的场所，也是这一过程与辩论的产物，因此充分反映了外交演讲话语中演讲者与受众之间的修辞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论辩(argument)、语篇组织结构及文体风格三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它的论辩结构。整个外交演讲就像是一场大辩论，它通常由若干个小辩论组成。每个辩论都有自己特定的论辩结构，由结论及支撑它的论点、论据组成。借用Toulmin实用论辩的论辩结构模式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明了地解读论点、论据与结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好地透视演讲者与受众之间无形的权力较量。Toulmin认为“论辩是一种运动(movement)，从已接受的事实(data)出发通过理由(warrant)到达主张(claim)”，它包含六个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分别是主张、事实、理由、支持(backing)、限定(qualifier)和反驳(rebuttal)。
将这些概念融入外交演讲这种特殊的隐含论辩中，主张(C)就是指外交演讲的目的，能回答演讲者与受众共同寻求的外交解决方案是什么的问题；事实(D)是指演讲者掌握的、并认为受众可以接受的材料(facts)，能回答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理由(W)是一种能证明从事实到主张合理性的陈述，即让受众认可主张的真实性与可接受性，能回答如何证明主张的问题；一旦理由受到挑战不能为事实辩护时，演讲者就需诉诸支持(B)，它能帮助回答为什么这些证据是有效的；演讲者对于证据的有效性或者理由的可接受性的把握程度，从受众的角度说就是主张的合理性与确定性程度，体现在限定(Q)上，通常是“可能、也许、必然”等词或类似的表达；反驳(R)是指提出主张的对立观点，它反映了演讲者考虑到受众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更全面地论证自己的主张。Toulmin认为前三个是基本的，后三个是附加的。使用哪几个部分，如何使用的，是由演讲者与受众在具体修辞情景中的互动情况决定的。我们认为附加的部分更能反映修辞互动关系，之所以使用它们就是因为需要双方共同决定而非演讲者一人断言。可以用图示来直观说明上述论辩的运动过程及演讲者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尽管Toulmin的模式受到不少批评，但我们发现它对解读外交演讲中的互动有积极的意义。下面以克林顿1998年北大演讲的一个论辩片断——论证中美两国建立牢固伙伴关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例来展现这一模式对解读外交演讲的指导性意义。
D：21世纪两国都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犯罪、贩卖毒品、
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失调、印度次大陆及朝鲜半
岛的核危机、亚洲经济危机等等；
W：(既然)任何国家都无法躲避这些问题，
同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这些问题；
B：(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国界；
Q：因此，必然(so,certainly)；
C：(因此)两国需要合作以接受这些挑战并
战胜它们；
R：(除非)两国能避免这些问题或者足够强
大并有能力独自解决它们。
在这一小论辩中，受众很明白R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受全球化、一体化的影响，世界正朝地球村的方向发展，任何有形的国界都没能抵挡住D中所列的挑战——这是B，所以w就成了“绝对正确、不证自明”的“普世价值”，没人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前提下，克林顿针对中国受众具体化了那些挑战的内容，如朝核危机、中国周边的毒品贩卖活动、环境污染、亚洲经济危机等对中国构成直接影响的棘手问题就变成了无形的“压力”，使得D显得更真实、形势更严峻。这样，任何有理智的正常人都会愿意寻求合作共同解决它们，于是得出C的结论就水到渠成了——这是Q。如果受众不认同这种主张就会显得“反常、愚昧”——这就是利用“普世受众”施压的典型例子。依据Perelman和Olbrechts-Tyteca的观点，演讲者会虚构一种超越任何群体或个人偏见的所有有理性的、明事理的、坚持“普世价值”的“普世受众”，以此反衬受众被利益蒙蔽的、不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