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基于西方修辞学的外交演讲解读之研究
作者：张玉芳
了“普遍的”修辞情景产生的隐蔽根源，也是修辞存在的基础——人类与生俱来的、始于分娩的分离与分裂，以及为了弥补这一状况而通过语言等象征手段追求的团聚与认同。这种新修辞学的观点，极好地刻画了外交演讲这～特殊修辞话语的修辞情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产生于演讲者与受众为解决分离与分裂状态(代表不同的国家、团体组织及个人的利益)、寻求团聚与认同(在正视并互相理解“存异”的现实基础上“求同”，超越各自利益的局限，寻求“互利”并进行“合作”)的互动过程中，并通过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及误同又称虚假认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等修辞性象征手段共同主动建构的，是动态的。例如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中，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合作而关注中国当时正在以及将要面临的一连串困难与挑战，就用了同情认同与对立认同来建构他的修辞情景。前者如列举国内的环境污染、失业问题；后者如国际社会的威胁，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犯罪、贩卖毒品、环境恶化、亚洲经济危机等等。并提醒中国人民将无法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显示同情，然后表态美国愿意与中国并肩作战——共同对“敌”、迎接挑战。而布什在2006年第61届联大上就用了虚假认同来建构全世界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反恐的修辞情景，把和美国抗衡的力量称作恐怖主义者或极端主义者，将美国少数人的利益当作全球人民的利益“强加”给世界人民去“认同”，这就是误同。
Bitzer指出存在修辞情景这种影响因子；Vatz对此进行了修正，证明它是主观构建的产物；而Burke则进一步揭示了人们建构它的动机与策略。因此，分析外交演讲的修辞情景能帮助我们揭示演讲中人们的隐含动机与互动策略从而更好地解读它。
2．2演讲者与受众
外交演讲话语的第二个修辞要素是其参与者：受众与演讲者。
2．2．1受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演讲是受众导向型的(audience-oriented)，以受众为中心的修辞活动。正如Bitzer所说，受众是改变急缺状态、解决问题的中介，演讲者的目的就是唤起受众认同自己的主张并协助执行相应的行动，没有他们的参与修辞活动就无法实现最终的目的，由此可见受众在演讲中的重要地位。尽管修辞学史上关于受众的概念不断变化，其实质性的内涵并没有变，那就是：对造成急缺状态的争议点感兴趣、能够参与修辞活动、可以受修辞话语影响以唤起认同使其愿意为解决问题、改变现状而共同采取行动的所有正常人。
就外交演讲而言，其受众是指对演讲者在演讲话语中引出的外交问题感兴趣并受其影响、能够认同演讲者并愿意参与他或她发起的修辞行动，从而为解决外交问题做出贡献的所有正常人。由于外交演讲的特殊性，导致其受众的外交修辞特性，主要体现在：
a．受众类型。一般来说，根据是否在演讲现场可以分为在场的主要受众(primary audience)与场外的辅助受众(subsidiary audience)及可能的或隐含的受众(potenfial or implied audience)。视能否修辞性地参与演讲话语发起的修辞行动、能否为解决问题发挥相应的作用可以分为实受众与虚受众(pseudo-audience)，能够积极地、修辞性地参与修辞行动并帮助解决问题的就是实受众，否则就是虚受众。
对于外交演讲，受众的情况则较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受众类型才能明白他们扮演的真实角色，把握一场外交演讲的实受众。有些情况下，现场的主要受众就是实受众，例如在国会就某一外交决策举行听证会，投票决定其能否被通过前发表的演讲。有时，现场的直接的、主要的受众可能只是虚受众，而场外的辅助受众与隐含受众则可能是外交政策的决定者与执行者，即实受众。例如，国家元首到访问国某一大学发表有关两国之间外交关系与理想政策的演讲，其现场直接的、主要的受众是该大学的师生员工。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所在国接受或拒绝该元首的外交提议，却为该元首提供接近实受众的窗口——典型虚受众的作用，将外交政策传递给场外的广大人民及政府官员——“隐含受众”，其中拥有外交决策权或执行权的少数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受众”，也即该元首理想的“特定(目标)受众”。
b．受众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特征。每一受众都有自己所属的社会修辞学的话语社团(sociaorhetorical discourse commutaity)o受文化、修辞传统以及各自修辞话语社团的影响，他们的个性与情感、所追求的目标、认可的互动交际机制(mechanisms of intercommunication)各异，由此能反映他们对争议点问题及演讲者的不同兴趣与了解程度、对演讲者及其发起的修辞行动的不同接受力与期望。
这在外交演讲中表现尤为明显。由于外交演讲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受文化不同的影响，相应的修辞传统及社会修辞学的话语社团也存在差异，带上文化的烙印，从而影响对外交问题及所涉利益与行动的态度、认同度，并最终关乎外交演讲的效果——外交目的的实现情况。例如克林顿在北大演讲中，为了向中国受众“推销”美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观而又避免自吹自擂，他借清朝时期福建省巡抚徐继玉之口来介绍美国的价值观，却不知这无意中触到了中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伤疤，激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这种情况下，外国人任何试图改变中国现有事务的建议和主张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
c．有些人认为受众是与演讲者意见相左的、等待着被说服的反对者，是先于话语存在且固定不变的。对于外交演讲，情况并非如此。外交演讲的受众是演讲者与所有被致辞者(addressees)⑦在演讲过程中互动构建的；是能积极地、修辞性地参与建构演讲话语的、演讲者假想的所有可能的对话者。演讲者为了维护或实现本国的利益，或提出外交建议、或阐明本国的立场、或化解矛盾与冲突、缓和紧张局势、或增进友谊、促进合作，因而涉及的受众有可能是反对者，也可能是志同道合的支持者，还可能是持中间立场的同情者。这些情况在外交演讲中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克林顿那次北大演讲的目标受众就含有其国内的反对者(主张遏制中国)、同情者与支持者(主张对华接触、合作)。演讲者依据互动态势的需要可能会放弃反对者，只接受同情者与支持者为实受众。同时受众自己也会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在实、虚受众之间转换角色。
受众的这些可变因素及其特征影响了他们参与修辞互动的方式与结果。在一次外交演讲中要尽量满足各种类型受众的需求，达到与大部分受众互动，这对演讲者是极大的挑战。
2．2．2演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