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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流》编校后记(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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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49]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丈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 Ibsen 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 Ibsen 敢于挑战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50]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Gengangere”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从译者看来，Ibsen 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 Ibsen 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 Ibsen 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51]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bler》[52]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53]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54]，聊算一个记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 Ibsen 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 G.Brandes 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 BranFdes 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55]，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 Brandes 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 Ibsen 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 Ibsen 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绍介。这种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罢。 此外，还想将校正《文艺政策》时所想到的说几句：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鲁迅 =====【注释】===== [49] 青木正儿（1887—1964）：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京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等。 [50] 《时事新报》：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的日报。初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成为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三五年为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51] 《终身大事》：胡适所作的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载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下文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是梅兰芳所演的京剧。 [52] 《Hedda Gabler》：《海得·加勃勒》（现译《海达·高布乐》），易卜生的剧本。译文连载于一九二八年三、四、五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三、四、五号。 [53] 《易卜生号》：《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一九一八年六月第四卷第六号）。 [54] 指梅川所译挪威L．Aas的《伊孛生的事迹》、郁达夫所译英国 H.Ellis 的《伊孛生论》、鲁迅所译日本有岛武郎的《伊孛生的工作态度》、林语堂所译丹麦 G.Brandes的《Henrik Ibsen》以及梅川所译英国 E.Roberts 的《Henrik Ibsen》。 [55]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日本有岛武郎评论易卜生剧作《死人复活时》的文章，鲁迅译。载《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号，后收入《壁下译丛》。卢勃克和伊里纳（现译鲁贝克和爱吕尼）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下文的“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是易卜生通过这两个人物提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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