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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中共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里她的身影闪过，如惊鸿一瞥。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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