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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陈世骧夫妇都是甚喜热闹的人，而“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

　　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座中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神情。

　　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李渝《跋扈的自恋》。

　　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在研究中心期间，她还接待了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若克兰·卫基特。

　　这也是一位传奇女性，30岁不到，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太太，眼下正在读博。她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人的“女侠崇拜”，连带也研究中国功夫和女权运动。

　　卫基特请教张爱玲：为什么中国人既要求女人“幽娴贞静”，却又很喜欢虚构的女侠形象？

　　张爱玲认为：阿拉伯人管女人，要比中国人严格得多，随便外出都不行，于是女人肥胖多肉，让男人瞧不起，反而是更喜欢男风。中国人就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一个侠女”。

　　这侠女，是不可能真实介入生活的，但是男人们却按这个模子，在年轻女孩中寻找类似的替代品，哪怕是幻想也好。

　　两人的这次谈话，还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也未再见过面，但是张爱玲记住了这个“漂亮得一般影星都不在话下”的女人。

　　卫基特和她丈夫在思想上都是“左派”，1972年一起到过中国，还见到了毛泽东、江青。

　　张爱玲一直留意着她。后来这个“传奇女侠”为江青写了一本传记《红都女皇》，“四人帮”倒台后，江青被指控向卫基特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些事情，张爱玲都是知道的。

　　当时有美国学者认为，江青是一个受男权社会伤害的女人，张爱玲则将此论嗤之为公式化的女权主义论调，说是“令人失笑”。

　　这一年，“亚洲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张爱玲又去了，其间与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共进了一回午餐。不久后，她居然应於梨华之邀，去加州大学给学生做了一次演讲。

　　这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看来她对於梨华相当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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