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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章惇　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以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祐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愤恚争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元祐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皇议所立，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又窜雷州，徙睦州卒。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束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为所立，卒缘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淫无道，卒以亡宋，此万世所共见也，安知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为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祐诸臣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而论者必将曰：元祐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小人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之耿介，恐元祐诸贤，犹或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矣！夫之所以报复元祐者，其惨酷诚甚于元祐；虽然，曾亦计元祐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耶！夫以直报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岂可以责诸？且元祐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以及此，矧乃哉！吾以为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蔡确　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　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　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暇辨。

　　郭逵　赵禼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公玷也。

　　范子渊　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陈迹久湮，其是非吾无以明之。

　　薛向唐参劾荆公，谓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考公于嘉祐五年，尝举向司马政，熙宁初又举为江淮发运使，未几荐为权三司使，其信任之盖甚厚。而向所至政绩烂然，马政漕运皆经整顿，大革积弊，熙河之役，转饷未尝有失，其理财之效，盖等刘晏，即宋史亦亟称之。荆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

　　独可怪者，宋史向传，于荆公屡次推毂，未尝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污向耶？嘻！

　　陈绎　唐以之与薛向并举，则当为荆公极信任之人。

　　熙宁间尝知开封府。（犹今之顺天府尹，当时一要职也。）宋史本传，寥寥数行，惟有论事不避权贵。（神宗论绎语。）为政务摧豪党，谳狱多所平反三语。此外则诋其私德，谓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又云：

　　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颜回。其传末论云：

　　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又何取焉？据此推之，则陈绎必一操守严正治事敏察之人。古之循吏也，其政绩可观者必甚多，史削之耳。乃云其缪为敦朴，吾不知作史者何以审其必缪也，子妇事何与阿翁，乃指为廉耻道丧！虽明晓吏事，亦不足取，古今有此论人法耶？古今有此史笔耶？要之凡经安石拂拭之人，虽夷亦指为跖，此全部宋史一贯之宗旨也。

　　邓绾　绾诚一反复小人，荆公所拔诸人，此最为不肖矣。顾公虽尝荐之，然后此恶其媚己，遽自劾失举，公之不自文其过，益可见矣。而世乃谓公好谀，何适得其反哉！

　　许将　其为荆公所荐与否史无明文。然熙宁初超擢不次，不得谓非荆公用之矣。欧阳修尝称其辞气似沂公，举进士授外任秩满后，不试馆职，与荆公同，其澹于荣利可见。荆公赏之，或以此耶！其判流内铨也，以综核名实闻。辽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请割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将慷慨请往，面折辽使萧禧，全命而返，其折冲尊俎之功，不让富郑公矣。其判尚书兵部，整理保甲法，卓著成绩。其知郓州，民无犯法，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见狱空耳！

　　其为兵部侍郎，条陈军略甚悉。及用兵西夏，神宗遣近侍问兵马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

　　及绍圣初欲发司马光墓，将又谏止之。由此观之，将之才略德量，皆极秀异，荆公执政时特拔之。非无故也。而宋史于传后之论，惟称其力止发墓一事为可取，余悉置之，是得为好恶之公乎！

　　邓润甫　以荆公荐为编修中书户房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丞，其成进士后，尝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荆公殆赏其恬退耶！元丰末，神宗命李宪征西夏，润甫力谏，未几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是其人亦鲠直士也。宋史论之曰：润甫首赞绍述之谋，虽有他长，无足观矣。呜呼！是又与韩绛元绛陈绎诸传，同一笔法也。但一附新法，则万善悉不见银，荆公所用，安得不尽为小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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