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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荆公之政术(三)

  军政第一 省兵

  宋以养兵敝其国,拥百余万之兵,所费居岁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战,稍有识者未尝不尽焉忧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积重之势,非豪杰不足以返之。而当时士大夫习于偷惰,其心力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请先述当时诸贤所论养兵之弊,次乃及荆公省兵之策。(下所录者虽颇冗长,然读此方能知当时法之极敝,不得不变。又以见荆公保甲法与省兵相辅,而攻之者为无理取闹也。)仁宗嘉兴间知谏院范镇上书云:

  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

  欧阳修亦论之云:

  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及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

  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梃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

  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

  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亦论之云: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

  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舍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于养兵之费,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训也。

  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士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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