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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

　　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

　　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以上皆录宋史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曰：

　　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

　　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濮议者何？仁宗崩，无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后，是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议追尊濮王典礼，廷臣分党相哄，汹汹若待大敌，朋党之祸，于兹极烈。

　　台谏至相率请斩韩琦、欧阳以谢先帝，驯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诬欧阳修以帷薄隐匿之事。而当时以濮议被攻者，如韩欧之徒，固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

　　其以濮议攻人者，如吕诲、范纯仁之徒，又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此事虽若与荆公新法之哄争无与，然其现象极相类。且前此首攻濮议之人，即为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

　　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冕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而以，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冕等请称皇伯而不名。

　　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捡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论列。

　　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

　　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圆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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