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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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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靦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国之大政,曰兵与财。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财政则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师之故,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而外州无留财。开国之初,养兵仅二十万,其他冗费,亦不甚多,故府库恒有羡余。 及太祖开宝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间,增而至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间,增而至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间,增而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 其英宗治平间及神宗熙宁之初,数略称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优廪之,岁岁戍更就粮,供亿无艺。宗室吏员之受禄者,亦岁以增进。又每三岁一郊祀,赏赉之费,常五百余万。景德中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百二十万,飨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万。盖开宝以前,其岁出入之籍不可详考,然至道末,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犹有羡余。 不二十年,至天禧间,则总岁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岁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总岁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岁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费(史称为非常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旧也。而二十年间,所输赋增益十倍,将何以聊其生。况乎嘉祐治平以来,岁出超过之额,恒二千余万。洎荆公执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哓哓然责荆公以言财利。试问无荆公之理财,而宋之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当时内外形势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应之者何如?真宗侈汰,大丧国家之元气,不必论矣。仁宗号称贤主,而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虽谓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论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覜首自名,犹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 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 国既以是弱矣,抑幸元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光者几何哉。 平心论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为善者也,使得大有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当时宰执,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栋,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以信任不专,被间以去。其余最著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则酣嬉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也。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荆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对,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 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宦;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后略)。 其论当时之国势,可谓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变法之故亦具于是矣,故其上仁宗书亦云(节录,全文别见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 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莫敢与之抗者。 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呜呼,仁宗之世,号称有宋全盛时代,举国欢虞如也。而荆公忧危之深,至于如此,不惜援晋武以方其主,而惧中国之沦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呜呼,靖康之祸,公先见之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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