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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何时是新的(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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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坦利·阿伦奥维治 我所指的60年代是从1962年开始的。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会运动,纽瓦克的和平与社区组织,以及改革民主党的政治,这些都是50年代后期的“现代”。那个时代,南部新的公民权利运动崛起,北部黑人社会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爆发,类似于我们今天核裁军运动的中产阶级和平运动也愈演愈烈。那时,公民权利运动已经进人对抗阶段(绝食静坐和争取自由的游行),尽管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声音此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视,离黑人争取权利运动的高涨也还有五年的时间。 脱年代的头几年仍然浸染着50年代的文化气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乐进入城市之后,摇滚乐的音乐形式便出现了,但是迪伦(Dylan)仍然弹奏着无电声放大的吉它,而甲壳虫乐队在音乐舞台上还几乎没有踪迹。那个时代的“高雅”文化继续散发着现代的真诚和文学的激情。聚集在雪松、白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里的报头士们基本上还不能够被郊区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来的力量经常被认为是他们的音乐与众不同的地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强烈地指斥一个社会把其优秀分子变为麻木无能的人,而有着严重俄狄浦斯情绪的凯鲁亚克(JaCkKerouac)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取代麻省的洛维尔,于是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霍姆斯创作了《走开!》,随即就隐身于大学校园教书去了。与50年代后期为数众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样,他的作品只是辉耀一时的烛光,而不是能够引发一场运动的持久的火焰,事实上,经历了“垮掉派运动”,只有凯鲁亚克、金斯堡,以及旧金山市的佛淋盖梯还依然活跃,他们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了;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的反叛精神已经退化为一切失败了的浪漫主义的政治和艺术所共有的那种玩世不恭、惊世骇俗的特征。 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党派评论》(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评思想的重要杂志,虽然杂志的代表人物放弃了这份刊物,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家取而代之已经相当久了。在这些新进作家的脑海里,贾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费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开创的传统已经模糊不清了,他们这一代人更偏爱特里林那以“真实性和真诚为精髓的美学。特里林美学的这一精髓已经脱离了献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杂志创办人在政治上的激进。 1962年前,我经常出入于白马酒吧,在那儿,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饭桌旁。当时,他笑听着布伦丹·贝汗酒醉后讲的故事和知识阶层的政治难民们之间热烈的交谈,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尽管50年代坝区的难民大批地离去,但我们这些人仍然留在这些城市里,有的为服装工人联合会工作。那时,这个工人联合会正想通过吸收热烈而激进的年轻人来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前社会党革命派领袖、现任联合会培训协会会长泰勒(Gus Tyler)在那时就已经值得工人领袖们现在仍然没有明白的道理:领导者脱离了群众,就谈不上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泰勒的试验,也许可以称之为约翰·刘易斯主义(JohnjL.Lewisism),在冷战自由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失败了。激进的煽动者如塞达瑞斯、布鲁姆沃尔克等人大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完全不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会运动,除非领导者允许他们发动产业工人中那些正在壮大却没有组织起来的部分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还不了解合作的精神已经在工会领导者的心里扎下了很,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用来挽救工业使其免于崩溃的实际方法。 塞达瑞斯为把僵化的国际妇女工人联合会(IL-GWU)引入一个有组织的主动出击、进行斗争的运动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后的结果却令他感到沮丧,不过,他为自己杰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个宣泄口。他与几个同事组成了工会代表联合会(FOUR),不走发动群众的道路,从而使积极分子的概念长期从工会的词语中消失。这使在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老一辈社会主义者异常震惊。塞达瑞斯认为,如果一个工会失去了阶级斗争的理想甚至于不再有对新社会的憧憬,那么它至少应该能够向它的干部支付一份还过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环境。今天,“会中之会”的思想已经吸引了厌烦了的广大工会官员的注意力。许多国际工会已经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当然,服装工人联合会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由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会代表们组成的工会领导核心坚持自我牺牲的原则。 培训协会被解散了,但却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进青年中最具献身精神的人加入,工会不能指望再度成为美国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许会有人认为,60年代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因其在一种双重意义上背离了密尔斯(C.Wrisht Mills)所说的劳工形而上学(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劳工运动视为全球社会变革的闪电律;在与资本进行斗争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劳动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勾画出他们的希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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