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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断代(12)
晚期资本主义并非代表了一个后工业社会，而是历史上第一次构成一种“广义的普遍工业化”。机械化，标准化，劳动力的过度专门化和分工化，这些过去只是决定了实际工业中的商品制造领域，现在却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农业一步步被工业化，流通领域（诸如信用卡之类）就像生产领域一样；娱乐休闲行业如同工作组织一样，都被工业化了。 　　在最后一句中，曼德尔提到了他在别处称之为上层建筑的机械化这一点，也即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渗透文化本身；媒体就是此文化工业的一部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他的描述：从总体上说（尤其是6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构成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其中前资本主义最后所残存的内、外地带——即先进世界的内部、外部那些没有商品化的或传统空间的最后遗迹——现在最终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资本主义因此可被描述为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域最终被消灭的阶段。于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球范围的体制重构。 　　有了这样一种叙述，我们关于60年代的“统一场理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发现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经济、意识及文化领域，都是单一进程在起作用，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解放”和“控制”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辩证”进程。我们现在可以最后完整地描绘一下这一阶段的特征了。 　　最简单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无疑仍是大家的一种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我们的民族像一个原子，……当这原子的核被击碎时，（积聚的）热能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这一形象唤起了一种真正的平民民主从旧的封建乡村结构的废墟上，从这些结构特征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体中崛起。但裂变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性能指”的解放会是一幅确实可怕的景象；而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自己也曾在他自己发动的这一进程的终极后果前退缩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正当“上海公社”建立时，他便下令中止摧毁党委机构这类行动，从而有效地逆转了这场集体试验的总方向（现在看后果更加明显），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恢复和各类政权机构压迫性力量的复兴。 　　但现在所要面对、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会）力量，旧的方法对它记不再起必然作用。我们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个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的扩展，同时带来社会能量的巨大解放，带来未经理论化的新力量大量释放的阶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数族裔”构成的种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有地区主义、学生、妇女运动中一批新的具有“剩余价值意识”的斗士，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力量。这些新被释放出的力量似乎不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个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经济结构这一古典制约因素。但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对于整个60年代来说，它仅是瞬间的客观现实和（从80年代的高度来看）历史幻象——也许最好从资本主义制度由一种基础结构向另一种的转换所促成的上层建筑运动和游戏这方面来解释。60年代在这种意义上便是在以一种通货膨胀的规模发行着上层建筑的信用票据，是对黄金这一指涉标准的普遍放弃，是对不断贬值的能指的大量印制。随着60年代的结束，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所有那些旧的基础结构帐单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征将是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延伸形式来使那些曾赋予60年代以无穷活力的解放力量成为无产者，换言之，（新型阶级斗争）将延伸至世界的边远角落及各地方结构的最细微形态（譬如各个高等院校）。这里的统一性力量就是今后的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新使命，人们甚至期望它会把那些抗拒这一进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体化。最终这也是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以及对其阶级分析形式与60年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政会现实不相适应这一事实的解决办法：如果“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主体仅增的阶段不再“正确”，那么当由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强迫变成无产者以及阶级斗争抵抗形式构成的这些黯淡现实，全都在一个新扩展的世界规模上慢慢重获自己的存在时——目前它们似乎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定会重新成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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