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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何时是新的(2)
麦卡锡时代（the McCarthy era），劳工运动斗争性的明显衰退，消费者社会的出现——这一切都没能吓倒这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他们每星期五都在白马酒吧灌上几加仑啤酒，与披头士们和过去文学激进运动的老兵们在拥挤的房间里推推搡搡地走动着。那是惟—一场没有被30年代反苏浪潮摧毁的文学激进运动。当然，其最后的休息地是所谓的“文化自由议会”（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则是《遭遇》（Encounter），但却不是50年代的《评论》或《党派评论》。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许是一切记者和编辑中最伟大的人，最后竟然成了极端保守的杂志《读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这次转向右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并不随波逐流。他们试图与欧文·克利斯托尔派、锡德尼·胡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离，对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现一劳永逸地证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社会主义都优越。例如，有一个小团体团结在《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周围，这份刊物是欧文·豪（IrvingHOwe）和刘易斯·寇泽（Lewis Coser）于1952年创办的。还有一个更小的团体跟随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帜下，这是朱利叶斯·雅各布森为在知识分子中保留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而作出的尝试。从一种角度看，豪与正在从先前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数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断：不管资本主义多么可怕，斯大林主义以及东欧都代表着一种更糟的选择。但是，豪仍坚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在自由剥削和极权主义的对立中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他的同龄人则在一种有组织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们的信仰。 　　国际共运发生了后斯大林危机，紧接着，美国共产党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报告，之后，这一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了。当时，由于认识到政治镇压是法西斯主义的预演，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已转入了地下，因此，相对地说，美国激进青年多未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产党，但仍为其保守和谨慎的行事态度而忧虑。党内的争论和随后斯大林罪行的公之于众使我们的心情无法平静，党内左派明明白白的错误也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非常渴望与某些激进势力有联系，但并不想加入美国共产党，特别是因为党的右翼已被和平主义者马斯特（AJ．Muste）关于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组建政党的呼吁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几个夜晚，我乘船渡过哈得沙河，去听取各个托洛茨基派别中左翼的意见。被称为右派的共产党领导人同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个新左派的前景展开了讨论。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保持独立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不断坚持民主权利的必要性，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不断努力以图重新活跃劳工运动的必要性，也讨论了对迅速发展的和平运动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必要性。自从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败了的竞选中吸纳了禁止核试验的原则以后，和平运动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与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的中间派曾经结成联盟阻碍过共产党民主化改革的实现，因而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中间引发了一场是否同少数有改革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保持关系的争论。同时，1959年，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业民主联盟认为到了该对涂于瘫痪的学生组织进行重组，使其恢复组织活动的时候了，于是请联盟在密歇根大学的分会负责这一任务。作为一个团结的口号，“工业民主”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这是那个时代的并发症。学生领袖哈伯和汤姆·海登因此坚持这一组织中的学生社团的名称应该改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二人与工业民主联盟的主席麦克尔·哈灵顿所持政治观点相同，但是坚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常委们都应该更保守一点。我第一次在白马酒吧见到哈灵顿时，他正处于文学的新托洛茨基阶段。他的文学批评比他的政治荣文更有名气。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的观点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相信能够在工人社会权利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劳工党的组织。他支持其组织中广泛存在的“第三阵营”社会主义独立联盟的立场，而不是亲西方路线的《持不同政见者》。 　　作为一个受到以前人民阵线影响的工会分子和民主党积极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与哈灵顿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争论过后来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哈灵顿一豪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有关问题：我的观点是，劳动人民和工会主义者除了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反腐败引发了对党纲和党章进行改革的运动，运动的多样性以及50年代后期的和平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为新联盟的产生提供了机会。新联盟起码要经受得住党内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战。当时哈灵顿持传统的第2方立场，在世纪之交就已被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接受。助年代的后期，哈灵顿的思想又改变了，但他不久便发现，新的激进派在他和豪离开的地方又振作起来。 　　因为纽约是一个民主的大本营，纽约的民主党员们更为关注的是党内的领导权问题，而不是击败共和党的问题。在初选阶段而不是在大选阶段，意识形态和权力就受到了质疑。由一些工会活动分子（主要是服装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师组成的自由党早就失去了权力平衡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954年大选的灾难性表现之后，美国劳工党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积极分子现在已经加入了改革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主要问题是它能否成为一个大众自由党，也就是说，在制定党的政策方面，它能否发动起职业的选民来。 　　这些就是这架政治机器的最后岁月，它既是一种文化的形式，也是结构更加严谨的政治权力。这架机器建立在机构资助的基础上，公民就业的社会服务系统的引人，社会总体服务系统的职业化，都使这些资助机构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于此，战后，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民以及这架机器的选民基地越来越郊区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汇一百零八街的一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里用晚餐的时候，发现酒吧提供日本饭食，却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这是上西区的人开始向郊区移动的一个早期现象。同样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只是艺术家们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纳了后来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拥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尔德，费尔柴尔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记者；艾德·考什，一个拥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律师；萨拉·斯科思考夫，一个年轻的职业政治家，我还是青年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时候，在新泽西州的伊塞克斯县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中见到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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