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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断代(11)
7.重返“最终决定性实例” 　　前一章中的两破“断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则靠近1973年——现在将作为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对整个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设。从第二次断裂开始，在1972－1974年这一大致时间段内的其他一系列似无关联的事件已表明这一阶段不仅在相对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进政治层面上具决定意义，更标志着既年代在全球意义上的正式终结。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国停止征兵并从越南撤军（1973年）意味着反战运动这种群众政治的结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机——这可大致认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解体算起——似乎与我们提到的另一次断裂相关，这在下文另有论述）。而在法国，共产党和新社会主义党签署的“共同纲领”（以及当时与“欧洲共产主义”有关的各种口号的走俏）似乎标志着对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随后的这类政治行动的一种策略性反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赎罪日战争”的结束，石油武器出现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开始实行另一种打击。与此同时，在更宽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那些与官方过往甚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美国）也开始从他们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受的惊吓和自卫姿态中回过神来，并重新开始对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还没结束对）进行一系列大肆攻击。列昂纳尔·屈瑞林的《诚实与真实》（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种阿诺德姿态来号召大家奋力逆转幼年代那种反文化的“野蛮主义”（当然，随后他从“自恋主义文化”角度来分析诊断60年代关于“真实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样影响很大）。同时，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种具体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的“知识分子”却与众不同，开始反思越战的失败，以便从美国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发来提出新的全球战略。他们建立的“三边委员会”至少将象征性地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重新得势。同时广为流行的一个新术语“多国公司”则是另一种症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们的，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业已意识到必须在公众眼里成为醒目的“历史主体”及世界舞台上看得见的一员——试想一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时美国政府由于插手越南而被严重烧伤了手指，一般是不情愿再冒这类风险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确终结点似乎应该放在1972—1974年这个大致时间段内。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进行分期或“加标点”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一新材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层面”和“实例”这两个概念上来；意味深长的是，它们在我们讨论经济时一直缺席。因为1973—1974年间正好经济危机袭击世界，其冲击力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且给整个战后阶段尤其6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划上一个决定性的句号。当我们在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经济标记——1966年德国的经济衰退及一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样命运——我们也许将能更好地、更正规地用概念来把1967－1968年左右已经开始在哲学、文化、政治等层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叙述”的那样）显现的这第二次断裂的意义明确化。 　　由于经济“层面”本身确认了来自60年代其他社会生活层面和实例抽样的这种分期式阅读，我们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两个理论问题了。第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适应于现阶段，尤其当活跃的政治范畴似乎不再与社会阶级有关，而传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似乎总体上已陷入“危机”时。第二个则涉及某种“统一的场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诸如第三世界农民运动及第一世界大众文化（或实际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学、文化这种思想和上层建筑层面，以及群众性抵抗运动和政治实践层面）这些遥远的现实也许能以某种条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联系起来。 　　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一书所做的开拓性综合将为这两个问题同时提供一种假定性答案。这本书特别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循环的一种复杂体系，而其最为人熟知的那个由经济繁荣、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及复苏构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释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断裂。 　　但曼德尔对197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叙述来自（经济危机是一个）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这一更具争议性的观点。由于这一周期超越了个人的生理节奏和限度，显然人们更难以亲身经历或现象学式地理解它们。这种“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这一假说的苏联经济学家命名），在曼德尔看来，从18世纪迄今已历四个轮回，具体特征是生产技术的量子式飞跃带来了总体利润率的决定性提高，直到新生产过程的优势被充分发挥并耗尽，这一循环才归于结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环是以计算机技术、核技术以及农业的机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产方面）为标志的：曼德尔是从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从战后算起。他还认为，随着1973－1974年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这最近一次长波的动力业已告罄。而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然而，这一假说的扭力不仅在于它对确认我们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种理论用途，还在于它对这最新一次资本主义扩张浪潮所作的切实分析，以及曼德尔对整个发展系列所作的一种真正马克思式的阐释。人们一般认为这种发展表明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已届末日，因此需要这种或那种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譬如消费社会理论及后工业社会理论之类）。 　　我们已经描述了新殖民主义是如何以彻底的新技术为其（理论）特征（农业中所谓的绿色革命：新机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学肥料及植物杂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实验），而资本主义正是以此来改变它与殖民地间的关系：从旧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到（现今的）市场渗透，摧毁了古老的乡村社区，从而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新劳工备用库和流氓无产者阶层。这些新型社会力量的战斗性既是农民从他们古老自给自足的乡村中获得“解放”的结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更稳定但更闭塞的地区开展的自卫运动：他们已正确认识到这种比原先殖民军队更彻底的渗透和殖民方式，从而奋起反抗。 　　现在正是在“机械化”进程这方面，曼德尔将把60年代新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现的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诸如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媒体社会之类的称呼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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