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从“扶杖而行”到“自我去势”
作者：马 潇
以第五代为主体拍摄的大片为何在新世纪没能像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用他们眩目的影像将中国电影再次带出危机而重新成为挽狂澜于即倒的英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更深层的追问可能还在于,本身羸弱的中国电影如何会选择“服用”大片这一贴好莱坞式的“虎狼之药”?
一､ 从“扶杖而行”到“成就英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凯歌､张艺谋领军的第五代因对民族和历史的深沉思考､更因富有冲击力的电影语言而异军突起,所谓的第五代几乎成为中国电影的代名词,而张陈二人亦雄霸中国影坛长达二十余年，其对历史反思和对人性剖析的深刻程度,都是当代中国电影不容忽视的存在｡
新世纪之前,虽然张陈等人独特的影像语言与颇具深度的反思内涵之间远没有达到水乳交融,但两者的相得益彰还是能够概括其启蒙思想与主流观念､精英立场与平民意识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尽管《黄土地》和《红高粱》的风格迥异,一个沉默一个喧嚣,一个质朴一个绚烂,但那种穿透灵魂的镜头语言散发着令人着迷和沉醉的力量｡③
但进入新世纪后的所谓“大片时代”,这些一贯擅长以抽象形式表达深邃思想的导演们却为何显得长处不长而短处更短?
从《秦颂》(1996)､《荆轲刺秦王》(1998)开始,到《英雄》(2003)､《十面埋伏》(2004)､《无极》(2005)､《夜宴》(2006)以至《黄金甲》(2006),中国古装大片一直走不出华丽影像和浅陋思想相伴的怪圈｡对于普通观众,思想深度还在其次,最让人失望的莫过于大片拙劣的情节和干瘪的故事｡而评论界在用激烈的言辞惊奇着大片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惊讶于大片故事叙述的幼稚,甚至称其为“视觉凸显性美学的惨胜”｡④但所有这一切,都还抵不上影片思想内涵及其历史观带给评论界的震惊,因为“它(们)用违反常识､违反历史记录､违反基本人性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和美学语境”｡⑤
如果放置电影语言,单从“意义原创”角度探讨电影,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一部影片的“内涵”或者说“意义”究竟从何而来?依照欧洲“导演中心论”,其自然源于导演｡但这种“常识性”的观念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大部分优秀影片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或者换句话说,导演很少参与电影的“意义原创”｡当然,少数编导合一的影片不在此论,否则,原创剧本､被改编的小说才是电影创意､讲述､结构和思想的源泉｡一句话,一部电影的内涵及其深度首先来自编剧和小说家｡由此,人们也就理解了为何号称“第七艺术”的电影一直和文学艺术创作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如果不是站在“文学巨人”的肩上,在区区百年里,电影作为一种后起艺术,其辉煌的历史不可想像｡
花费笔墨从“意义原创”讨论电影,既是出于重新审视陈凯歌､张艺谋“英名铸就”的原因时能有一个新的角度,也是希望从此出发,找到新世纪中国式大片“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逻辑”起点｡
电影史一般认为,所谓“新电影运动”的理论先驱是两篇著名的电影理论文章,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⑥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影视理论掀起了语言“现代化”､与戏剧“离婚”以及电影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讨论｡相对理论界喧哗异常的“远离”之声,电影实践却与文学关系密切｡这是一个相当反讽的现象,以至进入新世纪,理论家却不无悲观地发现,原来时代已经前进到“小说的脚本时代”｡⑦其实,电影对小说的“四两拨千斤”早已存在,如果说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还有一定的内涵和深度,也正是借助小说之力才攀到了如此的高度｡对此张艺谋倒是有清醒的认识:“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⑧
这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怪圈,一方面电影理论家为电影借助小说､戏剧而忧心忡忡,认为文学性使中国电影一直摆脱不了“幼稚病”｡而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家则对小说沦为影视的“脚本”鸣不平,觉得作家参与影视剧创作会造成“精神的磨损”｡⑨如果搁置这两者的担心和争论,单从拷问导演出发,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就是:被认为最有思想内涵和原创精神的第五代导演是否一直因“扶杖而行”才“暴得大名”?{10}
在借鉴当代文学二十余年后的世纪之交,从《荆轲刺秦王》(1998)､《天地英雄》(2003)､《英雄》(2003)､《十面埋伏》(2004)直到《无极》(2005),张艺谋､陈凯歌等终于扔掉小说的拐杖,开始追求“原创精神”｡但张陈二人参与编剧的大片却尽显拙劣情节和鄙陋思想的致命“软肋”｡{11}在民间“口水与板砖共舞”和精英“冷嘲与苛评齐飞”下,这些一线导演又一次六神无主,转而再次“乞灵”于名著｡《夜宴》脱胎于《哈姆雷特》､《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翻版自曹禺的《雷雨》,从剧情看,戏剧名作保证了电影故事和叙事的相对圆满,但太多的商业元素不仅使影片稀释了原著的悲剧精神,同时不可避免地放逐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总之,大片的浅陋让这些在新时期电影中显得颇有“深度”的电影导演们“现了原形”,也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当代电影离开文学拐杖后的尴尬｡但大片极端的视听营造和幼稚的故事结构还在其次,其炫目表象下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