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市场中国叙事的伪个人化
作者：徐肖楠 施 军
二
深入市场中国文学的个人化写作倾向，会产生几个更加令人迷惑的问题：个人化与宏大化是分离和对抗的吗？个人化写作要抛弃公共诉求和社会承担吗？这种个人化是真正的个人化吗？文学叙事由个人化转向非诗性现实是叙事诗性和生命自由的表现吗？这些问题在个人化写作最早出现并受到赞扬的时候，是含糊不清和无人追问的，正是颠覆宏大叙事的盲目热情，使个人化完全变成了一厢情愿的事情，也给后来的个人化写作披上了生命自由与叙事诗性的神圣伪装，并轻易蒙骗了人们。
问题在于，当中国的个人化写作发生后，人们误解了个人化写作与历史、人性、想像力、日常经验、平庸生活的关系，误以为个人化写作就是以个人日常经验为主的文学叙事，因为个人生存本来是日常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陈染、林白以个人日常经验进行叙事的成功有一定关系，陈染和林白展示了所谓“私人化空间”，挑开了一幕似乎比宏大叙事更有魅力的叙事前景。同时，新写实主义叙事当时倍受推崇，这也从个人的平庸生活立场对个人化写作推波助澜。所以，当时以及后来，人们竟以为日常化与个人化具有必然的、甚至是唯一的联系。实际上，文学叙事与现实的关系当然不这么简单。
另外，中国的个人化写作忽视了文学叙事的历史深度，也忽视了精神超越和灵魂升华，而人性、精神和灵魂都不可能割断与个人的联系。大量的个人化写作强调个人生存经验，将个人从历史中剥离出来，以为个人能单方面地担当精神性命题，这给个人化写作后来的衰落预设了伏兵。这里出现的问题是：个人化的真实含义似乎仅仅是与日常生活相连，而个人叙事也仅仅与日常经验相关，由此出现对个人放纵和平庸叙事的误读。个人化写作与日常化叙事合为一体时，由于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平庸的，日常叙事就转化为平庸叙事，而个人叙事也就转化为平庸叙事，日常生活的诗意和平凡生命的崇高都被瓦解。
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人性叙事和精神叙事在文学中本该一体化，但市场中国的个人化写作把它们分离了。个人由于有了在文学中独自存在的理由，也就有了否定其他叙事的理由。无论伪个人化写作还是真正的个人化写作的依据都是：进行个人生命和人类精神的探索。这容易混淆视听、鱼龙混杂，这个过程可能出了一系列误差：首先把性文学当作生命神圣和精神探索，然后产生与世俗幸福相关的欲望叙事，然后发展成身体写作的深入情恋、下半身写作的更大真实、８０后写手的游戏现实，这种叙事一直追寻着与市场化现实生存一致的个人生命，在远离宏大叙事的同时，开始让历史和人性渐渐淡出。
文学叙事是历史叙事与精神叙事的融合，而历史叙事是个人叙事和集体叙事的融合。历史虽有个人化痕迹，但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组合的，这涉及到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在叙事中融合的问题。伪个人化写作以个人精神为由，否定了集体记忆，否定了历史经验。以历史否定个人是我们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文学气象，个人的感情、思想都要服从历史，都由历史统一安排，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都是历史多，个人少，以历史整体性规定个人。市场中国文学正好相反，用个人的零碎性来否定历史的整体性，以个人欲望代替人性精神，这是矫枉过正，个人和总体的关系被破坏、被抹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借以呼吁开拓文学精神领域的纯文学成为个人精神呓语、精神撒娇的场所，种种感官描写连带极度膨胀的欲望发泄充斥着文学作品，以满足人们的窥探欲，迎合市场的需要。
文学叙事的个人化程度怎么样，并非取决于对个人写得多少，而取决于是否真正把个体的生命融入现实之中、个人的现实体验是否达到一种文学叙事的诗性、个人是否对现实进行了想像性超越。卡夫卡的叙事被看作是极为个人化叙事的典范，因为他并不渴望发表作品，明确要求把他未发表的作品付之一炬。但卡夫卡的个人叙事能和我们这个年代的个人叙事等同吗？卡夫卡的个人叙事并不能成为市场中国文学那样的个人化写作的理由。一些看上去极为追求个人化的作品，并不能因为个人化痕迹惹人注目而获得对现实的想像性超越，也不一定能保证把个人经验与现实存在结合在一起。像在棉棉、周洁茹、安妮宝贝等以至刘震云、丘华栋笔下的城市主角，在莫言、贾平凹作品中的乡村人物，似乎都在我行我素、个性十足、特立独行地生存，但这样一种奇怪的个人化常常会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因为它们没有形成多少想像和思考个人生存的诗性启示。
事实上，任何个人都生存于历史之中，不能与历史无关，每一本书都对世界和生命产生一定的影响，每一次阅读都对这本书产生一次影响。作品不能不影响世界，即使是像卡夫卡这样似乎是不要影响世界的内在化作家，他的作品最终还是影响了世界。而大多数文学家都是要主动影响世界的，这只是卡夫卡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实际上，任何个人写作、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真正离开历史和人性，这甚至在西方电影大片中也反映得非常明显。西方电影大片是一般文学家和一般老百姓都要去读、去看的，我认为西方电影大片中有三大文学叙事的要素：历史要素、灾难要素和爱情要素，其中历史背景就代表了历史，爱情代表了个人，而战争灾难或者自然灾难就是历史与个人的交接点，它们汇集在一起追求着人性思考。
三
虽然市场中国文学叙事的个人化倾向愈来愈受到怀疑，但个人化写作对市场中国时代文学叙事的功过不能一概而论，对个人化写作的批评，一般缺乏向市场中国文学叙事的个人化倾向纵深去追问的意愿，可能只是认为文学叙事应该简单地回归到宏大历史叙述和市场中国的现实事件。单方面指责个人化倾向的批评可能已经受到这种倾向本身的蒙蔽，这些批评仅仅被个人化倾向与宏大化倾向的对抗所恼火，自我限制在追求宏大化的单方面立场上，并仅仅由此认为个人化写作的偏误在于只是停留于个人内心的狭小，远离历史和更广阔的现实，因此，对抗个人化写作的最有效方式是走向底层叙事。
市场中国的个人化写作之所以不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个人叙事，是因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在一起，个人空间与人性空间不可能分离（而人性空间是无限的）；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是对生命和人性进行思考，生命和人性总是在历史与社会之中，个人生活风格离不开人类总体精神。在市场中国，当个人的经验被重建而放大起来并被极度夸张时，产生一种错误的倒影，似乎文学只是一种个人的事情，与历史、与人类的生存都无关。个人化写作强大地渗入一切生活，历史叙事便渐渐黯淡，人性叙事和精神叙事也随之溃散，伪个人化写作由此出现，这带来了人们对它的厌倦和怀疑，也延伸出新的文学意向，而实际上，之后新出现的底层叙事起点，与在个人化写作中扩张的日常化、平庸化有关。
在市场中国的历史过程中，问题不是个人为历史所承受的超越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而是并没有承担它应该承但的责任，而市场中国的文学正在教唆人们放弃这种承担意识，个人化写作教唆生命反叛历史精神和人性精神，并找到了一个反抗宏大化和狭隘政治境遇的恰当借口。对历史控制个人的怀疑精神，使个人化的确敏锐地洞察到个人横遭历史奴役的境遇，但由于这种精神最终指向非常实用化和利己化的个人，所有美好的精神初衷便被瓦解，因而它无法在个人与历史之间铺设出一条符合理想主义与现实关系的道路，反而激发出既与其相连、又与其对抗的底层叙事。然而底层叙事与个人化写作的对抗只是表面上的，其实质精神仍然具有一致性。
当市场中国的文学叙事无法以个人化为主流继续寻找诗性生存时，就只能向市场化的现场性生存坠落，只能在现实表面向新鲜的社会现场内容靠拢，于是演化出底层叙事来挽救自己，它需要用关注现场欲望来洗清自己远离现实的罪名，也需要用关注现场生活来摆脱自己的叙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