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论“新散文”文体变革的艺术得失
作者：黄雪敏
术空间。“文学散文”、“美文”、“纯散文”、“诗性散文”的提出显示了对散文本体的重视，个性的突出、风格的锤炼使文坛呈现出纷然杂陈、百舸争流的局面。“五四”散文在字里行间流淌着作家丰满的主体精神和人格色彩，携带着“五四”时代浓厚的思想印记和审美趣味流传下来，影响并滋养了一代代文学爱好者。而在新散文家眼中，“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散文可能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时选择的基础就错了……周作人大量抄书、掉书袋，梁实秋沉溺于日常琐事，以及林语堂、胡适之的学术普及的路子，都与艺术相去甚远……20年代的散文道路，的确是错了。”这种判断让人感觉更多的是出于作家个人审美趣味的差别，却缺乏对“五四”散文的思想、文化背景的了解。“五四”散文得益于对明代小品“性灵”传统的继承，又渗透了西方随笔的自由闲适、机智幽默的文风，它的格调、情趣与新散文写作者必然有时代的差距，以当下的审美好恶和艺术追求去品评“五四”散文，为了突出“新散文”的革新力度而否认“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艺术成就，这就显得有失公平，容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抗衡式的逻辑怪圈中。
事实上，通过否定传统来凸显自身，这种思维方式和操作规程并没有真正摆脱否定对象的牵制，抗衡式思潮内在的二元对立逻辑成为“新散文”发展的严重羁绊，局限了作家的视野和胸怀。这种思想辖制下的文本创新，过分强调传统的异质因素，表现了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和某些行为主义特征，并把新散文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追求放大为散文创作唯一的途径。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霸权”思维和“百纳”意识在作怪呢?新散文是一种先锋实验，一些作品文本的实验意义甚至大于其美学意义。这种探索只能是当前“多元开放”的艺术格局中的一元，不能代表散文创作的全部。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当散文的压力由过去强硬的意识形态压制转变为经济、市场等更隐秘复杂的软性因素时，当人们开始摆脱旧有的思想束缚和美学陈规，期盼艺术含量更高的作品时，作家更应该将文体的探索与思想深度的追求联系起来，重视个体经验对技法的整合能力，使多样的表现手法在主体精神的贯穿下融合、统一，突出文本的核心元素，致力于散文的诗性——“内在的整体性和综合美”的建构。
或许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小说、散文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底层”发出了回应的声音；而“叙事”也成为了三者共同挖掘的一种技巧。我们看到的是散文终于与诗歌、小说一起站到了现代性的面前，开始共同面对一种集体的经验，进行文学的表述。在这种状况下，散文的文体内涵似乎更应该得到体现。如果说在“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上，诗歌是“想象”底层，小说是“叙述”底层，那么散文应该“怎样”底层呢?这种基于文类特征的不同表述是否存在?散文的“底层写作”、“在场”、“诗意”、“叙述”等是值得另文专述的问题，它们共同指向了散文创作本身——面对不断变化、日益复杂的当下现实，我们的散文写作是否具备了一种更深的探索和更扎实的追求?是否在破坏和颠覆的同时确立了价值尺度，建构了自身的美学内涵?是否获得了接纳现实经验的能力，同时提升了回应现实和历史的境界与视野?
新时期以来散文的探索和反叛，既是一个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拓宽散文生存空间的过程，也是不断敞开散文领域的诸多话题，暴露创作潜在问题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新散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80年代末以来“艺术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创作潮流的延续和伸展。它在文本的叙述姿态和语言创新上走得较远，具有探索和拓荒的文学史意义。它在理论上则集中地提出了当代散文的困惑和反思，但是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对抗式的逻辑思维导致的理论性缺陷反而是阻止散文自身逻辑的、诗性的发展的“毒药”。我们一方面期盼散文领域能不断出现这种充满活力的文本创作层面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开辟新的散文创作领域，另一方面也期待着更多符合散文自身逻辑的理论被发掘出来，充分展示散文艺术的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