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知识分子改造与农耕意识逆反
作者：王文捷
一
尽管50年代国家政治主导意识不时对文学做出一些规定和干涉，但这段时期文学家们仍把现代社会精神与文明发展魅力作为焦点，针对社会进程中的丰富生活从未间断作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叙述，社会生活乃至与复杂现实对应的自我人性真挚特质得以生动反映。茹志娟以《百合花》抒写年轻战士与人民百姓心灵之间的情感交流，宗璞《红豆》则展示出爱情与生活某种超政治越阶级真切细腻的怅惘情怀。然而，这类人情作品一度成为“鼓吹宣传小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的典范小说，与之前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一样，被习惯性地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等评价相联系。我们看到，延续延安“反小资倾向”的话语作为当时一种支配性政治批评，不断清晰地显示出文坛中一个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情调的问题。不过本文无意于再具体勾勒此种评价复杂的使用背景与流通历程，而重点关注这一话语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普遍影响，并对产生这种影响可能的中国社会人文的某种深层次根由作出识别。
严格说来，“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并无公认准确性的严格界定，在革命导师的权威解释中它常指“城市的小业主小商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认为，现代城市商业交易等活动的细小规模影响到小资这个阶级的性格，它生活上政治上往往具有缺乏“魄力”与“进取心”等特点。也由于小资们没有大的政治野心以及经济上的知足常乐，他们常常沉浸于一己悲喜或个人品味而忽视大众的生活状态，其某种独立自主风尚追求使他们相得益彰地寄生于城市的优雅气氛，因此他们思想品质中形成患得患失与软弱动摇等性格也属必然。在40年代延安的文学话语中，这种作为生发于城市并反映一个社会群落对待客观生活的文化感念，“小资情调”被夸张地凸显为当时一种主导性的文学假定性态度，其创作核心中人本、个性、人性、温情等意义被人们逐渐衍变为一种“反动”，最后普遍不确定地扩大成为了散漫动摇、自私片面、苦闷软弱、悲哀寂寞、忧郁凄情、温暖狂热等贬义性意指。
但波寇克曾经指出，就通过有效方式实现自己的文化主导权方面的意义而言，资产阶级自身世界观意识获得一种世界普遍性的认同已是一种常态，它在思想自由表达上具有较高的文化政治的开放、容忍与多元主义意识。这一表述意味着，虽然资产阶级文化主导也是一种带有明确偏向的政治文化意识，但小资意识中仍包含对社会普遍而自由的人性宽容意义的表达和肯定。当然，将本文指涉的知识分子等同于小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层并不准确，但知识分子常常在背离农村的城市接受了广泛的文化教育，其自由独立意识等社会属性与小资产阶级相比确有着许多类似之处。他们与革命意识高度趋一化的工农兵庞大主体相比，“小资”化知识群体形成了明显对立局势的社会等级序列。由于反动于革命话语的小资自由多元文化精神来自于城市背景，5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或明或暗的反城市文明的特殊性情绪，工农阶级对小资思想的歧视与批判衍生出种种投向城市文化的警惕态度，一些小说从生活的情绪波动方面表达了工农干部对城市的抗拒和惶恐。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映射的就是工农妻子与知识分子丈夫间这种文化裂痕。小说将产生裂痕的原因检讨为，知识分子丈夫思想中保留着“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其自我生活习惯“和工农的思想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从当时其它类似的表述我们还看到，无论人们个体所受城市“花花世界”文化强力的影响是多么正常，这种自然文明心理趋向总会归因于“邪恶”物化的小资思想作怪。人们生活中发生的种种矛盾，也总被武断地纳入知识分子与工农就小资情绪的文化冲突框架之下。
不可否认，小资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之间有着与生俱来而又意味深长的疏离，而且一旦遭遇某种达观化的社会经济或文化温床，城市背景的小资文化欲望自然会促成知识者某种人伦情绪的张扬。邓友梅《在悬崖上》表现庸常婚姻中的知识分子丈夫所承受的自由爱情矛盾。如果说情感上喜新嫌旧或者说追求爱情的更新在今天看来已不那么犯禁(尽管仍潜藏着道德冒险)，那么作品设置新潮知识分子回归传统道德的俗套结局，则无不清晰地表明了在这一社会时期，更文明化的“小资”式体验会立即陷入工农传统道德的强烈忌讳。我们看到，由于知识分子与城市资产阶级都是远离掌控的幻想资源，他们常常被工农大众构想成物欲消极、享乐邪恶等原罪意义主体。这一偏至想象使当时与城市关联的知识分子形象表达显出了某些可疑。在杨沫《青春之歌》中，虽然林道静从包办婚姻中反叛走向余永泽也属于个性化抉择，然而他们生活的这种小资情绪面目始终笼罩着灰暗的色调与阴影。余永泽对工农革命的离弃更使他的形象遭到了主导文化观念的阻击，林道静与这位“狭隘自私”的恋人的爱情被看成是她情感的歧途。作品从内蕴到人物皆被指责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其种种真实表现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而恰恰应该指出的是，追求自然人生共美的林道静自主爱上“小资”知识分子余永泽，与后来爱上卢嘉川江华等人而坚定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理历程，都是她人性自身在社会活动遭遇中的文化认知必然结果。
二
就20世纪文学中的小资意味本身而言，似乎可以广泛指涉到朱自清、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记录他们个人生活某种特别意趣的形式与思绪。而在张恨水、张资平、张爱玲等人笔下，人物栖身于上海殖民地的某种状态和影响也值得品评注意。如果在文学范畴内回溯寻觅类似小资情调的某种历史时，我们还能看到柳永、张若虚、曹植甚至更早一些诗词创作者的身影，将那些田野垄上轻唱卫风的青年男女算作小资们最早的先驱也不为过。在人性根本意义确立之后，现代“小资”作品将物质形式以及个体特色作为创作的重要内容，个体自由的生活意趣的发现也逐渐显示出某种雅致独特的精神趋向。不过在此我们注意的是20世纪自延安文坛观念滥觞以来，在国家发展方略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犹疑的社会大背景下，有着深远人文意义的“小资”知识分子命运在工农意识要求下的嬗变。
实际上，五四以降的知识分子平实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