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知识分子改造与农耕意识逆反
作者：王文捷
要求与工农大众目标并不对立，延续现代新文学的新价值观本身也是为民众的抒情而生发。但是不容置疑，那些知识智者的“现代”意味也破坏了民众的“传统”文化特色，少数人身上“小资情调”与多数工农革命情绪不相和谐而日益隔膜。而深入反思这种隔膜，我们看到了此间从反小资情调到反知识分子清晰的逆智文化趋势。这种趋势的表征即在于，作为社会革命主导力量的工农大众，由革命运动延伸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洋味”、奢侈等文化观念出发，逐渐武断地将来自陌生城市知识分子的一切当作危险加以拒斥。当自我(自私)、物质(腐化)、消费(浪费)一类城市“小资”观念被看成腐蚀民生的温床时，那些现代知识分子表现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乃至文化审美，还有与其相关的思想情调统统被当成了让人忧心忡忡的“异端”。在政治化的文学表达中，与工农自我不合的思想意识与道德规范都受到强制的涤除和批判，那些小资们的文化生命在工农革命时代开始茫然失措不知所归。更有甚者，他们在时代洪流的冲刷裹挟下失去了把握自身人格与命运的能力。韦君宜《露沙的路》展示了小资知识分子在革命历程中的这种困窘。抗战时期露沙带着走向光明的强烈憧憬来到圣地参加革命，然而在随后延安开展的思想“抢救”运动中，许多露沙这样来自于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被想当然地当作了被抢救者。这种抢救对任何资产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都要批判和打击，小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被高度整一方式有效规范成为了常态。这里特别的意味在于，施加的严厉抢救和改造来自于自身革命队伍中的工农同志和组织。露沙们被怀疑、指定为“特务”而与真正的敌人坐进革命监狱，甚至承受着严刑拷打、禁闭、自杀乃至被枪毙等种种迷狂的行为。在革命事业中，本着纯洁革命热情的“小资”青年命运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折。
在农民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斗争过程里，露沙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必须得到应有的改造。由于知识文化主体的建构在无产阶级国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因而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等人都曾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的建构正是对文化创造主体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即是“为‘从意识形态上’同化和征服既成知识分子而斗争”。这样看来，延安特殊战争时期这种悖谬性的极端“抢救”是必要的，而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的“小资”知识分子改造也并非没有合理意义。由于早在1942年毛泽东即已指出，城市知识分子作者不熟悉“工人”、“农民”、“士兵”与“干部”，“语言无味”的作品还常夹着某些“不三不四的词句”，这种语言情趣反映的正是和人民语言相对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些作者未改造之前必然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到“改造”知识分子作家的目的很清楚：改变“与群众意识格格不入”的状态并使创作“为群众所欢迎”，知识分子文学“小资情调”必须对农民群众文化欣赏趣味做出让位。
从那时起，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不断把自己来一番“变化”和“改造”。当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改造换位意识被彻底夸大与泛化的时候，知识分子阶层惯例的自由思想探索表达已经没有文化的空间。这便意味着，五四以来占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文化情绪言说的公开途径。在革命历史洪流中的某种乌托邦性质的想象里，既然社会绝对主导意识在以某种道德牵制的形式向各种人性情感宣战，那么需经批判改造的知识精英及其文化思想当然不复高贵与自由的魅力，知识分子们的社会地位在政治化的文化角力中不断地急速坠落，而他们文化地位的下降又常伴随着人生尊严和社会角色的丧失。这正如《露沙的路》的“抢救”运动中，老资格“工农”的粗俗也象征着身份的优越和思想的纯洁，“小资”知识分子身份本身喻示着不洁罪孽与肮脏灵魂。在此改造过程里，露沙这位失去“罪恶”丈夫与孩子而自惭形秽的女性，为了淡化其知识分子形象以掩盖“小资”面貌，便与一个粗鄙不堪文化低下知识趣味浅薄的工农干部结合。当类似“真正走上革命路”的结合成为革命的结果和意义时，这实际上也明确意味着，农民革命运动在某种悖论意义中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剥夺，它非理性地除去了知识分子自我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所有，他们本真的生活情感的排除使高尚的社会人文道德走向了幻灭。
三
知识分子在工农革命意识中呈现出某种窘境当然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就文化现象层面而言，如果说中国工农革命队伍的主体支配力量是由农民组成的话，那么当农民某种本位的主体意识取代知识分子的智性之后，它标志着一种反启蒙的文化逆反现象在社会革命过程中诞生。回顾农业文明史我们看到，虽然许多优秀农业文化内涵积极推动了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展和变迁，这种农耕主导文化的某些负面影响便从许多方面突出地显现出来。抛却中国农民们在特殊条件下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原因，由于他们长期在某种封闭状态下进行习惯模式的生产活动，他们的思维在顺应自然中常只满足于既有经验而难以接受新生事物。而在传统农耕文明影响深远的不发达国度里，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型常常表现出非自愿与非原动的惰性。这种文化价值的过去取向不断强有力地彰显出墨守陈规的一面，更由于这种文化形态对农民阶级本体意识的顶礼膜拜，当它们遭遇各种未知的现代智者活动与社会异数的价值观念时，它们必然会贬低新知的作用并本能地排斥打击知性异数主体。而透视中国复杂的政治历史乃至整个文化传统，也总有一层反智气氛弥漫在文化各方面并普遍存在于社会活动之中，对智性的憎恨怀疑有时甚至延伸到对知识分子先知的轻鄙甚至敌视。故而，简单地以浅俗的工农意识去改造来自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者，这种做法虽有着现实的急切目的和广泛因由，但也明显关联到中国古代文化以来的某种传统农耕意识的潜在流脉。
从这个角度而言，当种种农耕意识保守反智的连续性价值融进中国现代社会实践，那么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就潜在逆反地固化为传统文化惯例的意义。这在60年代现代城市生活伦理戏剧等叙述里，农耕文化意识与城市文明及资产阶级的对抗想象表现得异常尖锐。@在《护士日记》、《年轻的一代》等城市题材影片中，城市被先在地设定成消磨意志充满着腐败颓废的资产阶级生活所在地。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叙述排长陈喜扔掉多年的老旧布袜子，便指出其品质在城市资产阶级“香风”面前退化的可能性。而他来自农村的妻子春妮与连长鲁大成则是改造其行为的人物。作家在此将春妮、鲁大成的形象与意识放置在坚实的农村朴素美德上，并人为地让这种传统标准成为量化任何其它思想行为的尺度。春妮乃至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们这种意识固然合理值得提倡，但他们对深感陌生的城市未知生活细节表现出自发的紧张和惶惑，对城市“物”“欲”及享乐倾向产生简单直觉的反向认定和排斥，在深层次无意识意义上说，正是乡村农耕文化朴素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