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知识分子改造与农耕意识逆反
作者：王文捷
观在现代特殊场合的反映。而陈耘、赵明电影《年轻的一代》中，林育生对大城市的留恋被视为贪图享乐和背离艰苦奋斗精神，其资产阶级意识得到先烈母亲和先进者萧继业崇高的强力感化和帮助。城乡文化对立理念明确显示为资产阶级思想与农耕意识的激烈争夺战。@这一争夺战还显示出，改造小资物欲正是通过工农道德楷模的专权强力教化来实现的。
而在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发展进程里，当我们探寻与强调文化主导权的现代性本质的时候，是必须要将其同强大的传统文化的专权意义作出明确区分和规避的。因为不必讳言，在传统习惯力量支配并可能生发被动消极政治秩序的社会状态中，经验于村落政治的人们也会对摸索社会与国家层次的方略表现出陌生感。故而当工农主体意识成为拯救“资产阶级情绪”的支配性方式之时，“延座讲话”等主导话语及人们对它的理解便不可避免产生片面性。事实上对作家而言，《讲话》虽然阐释了小资作家倾向于革命和工农兵文艺的统一战线意义，但更强调指出了他们“改造党、改造世界”的危险性。延安文艺整风明确宣称以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求那些来自城市“资产阶级艺术观”太深的知识分子作家洗心革面，逆向地学习和运用农民们习惯的最民间化的传统形式，甚至不吝采用通俗文学手法使文学适应广泛的农工大众。伴随这种革命路线斗争的辉煌结果，中国乡村本土文化在对抗现代城市文明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这样看来我们有必要注意，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主导权之后，尽管这种“文化主导权”也包括了引导知识个体的主观的意识与行动，亦即“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就文化主导权意义而言本有着共同的现代性，因而同传统观念决裂的文化思想才是未来新社会至关重要的起点。事实上，充满各种文化矛盾和对抗的现代化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进程多维的复杂互动。当人们在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中发现西方现代工业化文明已经渗透全球，单纯期盼无风险地依赖传统农耕文化意识建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国家，这种工农大众普遍的民粹倾向已经失去了客观而显得促狭。这正如葛兰西所言，当支配民众自我本性的狭隘切身利益引发某种广泛的情感影响时，这一普遍群体便可能生发许多局限而缺失社会远大责任的约束，进而做出最低本能错误的集体决定并造成人本意义的退化和消逝。故此，20世纪反“小资情调”一定程度可看作农耕意识沉潜于政治冲突表象，在现代变革中对未知不明的自由新思维所作的短视性莫名抵抗。它表明中国主流意识在发展国家现代建设力量的同时，希图以“革命”方式确立农民本体核心的民间甚至封建的价值体系。这种逆反社会文明的人文观念的复杂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