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韩少功乡土小说的“根”味

作者：白德高

　　韩少功是一个颇为高产而且其作品总能以某些创新引来众多喝彩和如潮争议的作家，这位初中毕业后就曾到湖南汨罗县农村插队的知青，在2000年5月又从海南搬到汨罗市八景乡新居过上了隐居生活，其文学生涯就此一辈子与那里产生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纠缠。在汨罗这个楚文化之根的代表地，他的精神和创作被滋养得如同那森林中那绿意欲滴、云雾纠缠的参天古木、密密灌丛般丰盈。他在1985年3月发表在《作家》上的《文学的根》一文可以说是他创作主张的一个阶段总结，亦可以说是他创作风格臻于成熟、价值取向逐渐明晰的一纸宣言。他在文中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根不深。则叶难茂。”6月，他就发表了被视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爸爸爸》，把自己当知青插队时的邻居的痴呆儿子作为原型，描写了一群生活在鸡公岭下的鸡头寨的湘民，特别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毒不死的丙崽，而1995年发表的他自称为“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马桥词典》则是对“马桥”(大致应是汨罗市天井乡的某个地方)的方言土语、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的一次全面深耕细耘，其后作为对《马桥词典》的某些结论的颠覆而为的《暗示》，仿佛是对人生知觉、情感、记忆、思维、想象等诸多心理机能和动作技能的一次寻根式解剖，再其后2006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山南水北》则是乡村七年隐居生活中他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人体察的笔记小说，他对生活与文化再次提出了许多究底穷根式的追问，因而“根”的意识和寻根的追求几乎可以说贯注了韩少功的精神活动和他的创作活动的终始，而“根”味也就成为其小说挥之不去，析之不释的独特味道。
　　这种“根”味在韩少功的占其作品绝大多数的乡土小说中表现最为明显。我们不妨以他的几部在我国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影响的小说为例，来细品其内涵。
　　首先，韩少功的乡土小说的取材多以湖南省汩罗市那个他曾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而且后来还曾筑居隐居的村落为圆心来做—种发散，选取那里的村落、村民和风习作为写作对象，把自己的小说一直定位在最为闭塞落后的乡土之中。
　　在《文学之根》中他提到：“我曾经在汩罗江边插队落户。驻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该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等等。”同时，他还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活着的楚文化，那些披兰戴芷、配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唤神的湘西地域民俗文化，那些板富文化源头意义和文化代表意义的楚文化的活化石就成了他挖掘的富矿。《爸爸爸》中“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秦时没过‘黔中郡’，汉时没过‘武陵郡’”，“还有些妇人。用公鸡血引各种毒虫，掺和干制成粉，藏于指甲缝中，趁你不注意时往你茶杯里一弹，可叫你暴死”，这明显就是写的湘西和苗民的特殊本事。《马桥词典》中“‘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马桥“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连接，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亦说明了他的小说的取材就来自泪罗，而《暗示》和《山南水北》出版时连他当知青时住的房子，隐居八景乡时种地的图片亦清晰无疑地明示我们韩少功的作品是以真切的湘农村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而丙崽、幺姑、马三宝、马鸣、马文杰、马本义、志煌、复查、盐午、万山红、何师傅、有根、卫星佬、蛇贩子黑皮等一大批人和他们的特有语言无一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是最真实的草木参天、多蛇多虫的环境为这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本真楚民风习提供了郁莽的自然舞台。
　　其二，韩少功的乡土小说的体式和语言、技法是远接传统而新生独特的。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山南水北》，作者自称是进行“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与魏晋的笔记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的体式的接近，长短不拘，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得不止，干净爽利，故事之间草蛇灰线似的有衔接处却又有中断处，前后勾连比不得章回小说一环套一环，前后照应却又比笔记小说要紧凑些。当真是在中古、近古传统小说笔法之上的嫁接创新。就语言来看。则纯用白描，少心理描写，多见传统技法运用。《山南水北·青龙偃月刀》中有：“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刀，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这里是典型的赋(即铺陈)的手法的运用，譬如唐时的说话人话本的风格，流畅、细腻、夸张、爽快，真是有古风。而《山南水北·蛇贩子黑皮》中有：“人们后来发现他(端妹子)身上留有几十处不同齿痕的蛇伤，发现他全身黑紫，脸肿如盆，七孔流血，手里掐着断蛇，脚底踩着死蛇，口里咬着两个蛇头，耳朵眼和鼻孔里还悬出半截小蛇尾……”则颇像说书人说书，其中比喻得惊世骇俗，夸张得惊天动地，看书时可以让你意识不流，心脏脱位。而其中故事主人公，却又完全是草根阶层，全无话本，评书的英雄帝王气、才子佳人香，可谓是尽收传统精髓而灌人乡土之中。尽得乡土社会的自尊、习俗、生存方式和感情方式。
　　其三，与其他乡土文学的作家相比，韩少功的情感态度更客观，更中性，那种忠实记录的冷眼观照是一种宽宏、旷达，因而其挖出的乡土是真实的、全景的、透辟的“根”味。上世纪20、30年代陶醉于田园风光的废名、沈从文描写的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汪曾祺在对沈从文的继承中，将他的清澈空灵化为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紧随其后的刘绍棠则过分投入自我情感，以呵护家乡运河的写作姿态来歌唱乡土，而进入韩少功的时代，我们已经看不出他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他总是善于把自己模拟成“局外人”，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在“地球村”意识越来越强的当代，反复打量现代文明对鸡头寨、马桥、八溪峒这些“异质文化”地域之内发生的种种人事的冲击。《爸爸爸》中的结尾颇富深意：“一位妇女走过来，对另一位妇女说：‘这个装的潲水么?’于是，把丙崽面前那半坛子旋转的光流拿走了。”自然灾害、打冤失利、迁徙唱简，都没有给半动物态的丙崽留下丝毫影响。作者对此无一置评更无任何心理描写，你看不出他是怀着鲁迅的悲悯或是沈从文的眷恋，丙崽在搅动的光流(或许象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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