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韩少功乡土小说的“根”味

作者：白德高

的流转)被拿去后去向不明。生死莫辨，作者不给我们些许提示。难怪一些人要把韩少功视为先锋作家，说他写出了魔幻主义风格的作品，他切入了乡土，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之根，他解剖了传统文化，就剖解了文化之根，他冷峻地代言了文化的冲突变迁，就把握了人性之根。所以韩少功的文字就混沌质实，真切纷繁，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根”味。
　　其四，韩少功的乡土小说的视角和主题总是关注着不规范的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关注着那些凝聚在与城市分庭抗礼的非规范系列的乡土传统文化和生活在鸡头寨、马桥、八溪峒的最底层的人的原始生活状态。
　　在《马桥词典·枫鬼》一节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一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也就是说，韩少功把真诚与智慧作为主题生长的最佳土壤，而把概念观念手法流派这些摒弃在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之外，沉入到一种旁观式的叙述模式中去复原农村底层生活。挖掘文化的物质载体本身——人的习俗和语言。如果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那么你所体察的人这种对象越全面，就越接近于文化的本真状态。语言作为人创造的记录文化和传承文化的工具，你将其意义析解得越透辟，那么你越接近这种文字代表的文化的深层，而如果你考察的如果是源头最远的语言，那么你就连同这种文化的历史纵深和哲学底蕴做了终极考察。韩少功将这两点全部结合起来，对活的生活和凝固的文化的思考和解剖简直是连骨髓都要敲吸出来，视角极其独特，寻找的主题也就混沌而厚实。《马桥词典》摒弃了缺乏个性、被剥离了地域性和生命个体歧义性的共同语——普通话的被考察资格，而只是对马桥富于地域代表性的方言土语进行寻根究祖的考察，作者发现了语言的巨大威力，语言可以让人与动物彻底区别，语言可以让人变得鲜亮或是暗淡，语言可以介入生命，让复查犯了“嘴煞”而失魂落魄，语言可以让省干部的堂兄被关进监狱服刑，就因为“红司”与“革司”的一字之差让红卫兵武斗
　　在写作当中。韩少功也发现了语言的局限，语言在成就思维的同时，同一个词许多时候并不能引起不同个体的思维同步。语言加强横的联系，推行民族共同语就让时代差距拉大，语言加强纵的联系，注重民族传承就会让不同民族差距变远。基于此，作家试图在《暗示》中推翻《马桥词典》的某些结论，考察语言之外那些社会经验、人生经历，那些你意欲表达却无从说起的感受片段，作更深入的集哲学、文化、文学的思考与追求，进而完成了这一一片断式笔记体长篇。
　　他在《暗示》第一卷“隐秘的信息”首篇“言说之外”中写道：“前人把这种语言空白之中的意识反应称之为‘直觉’，或称之为‘潜(下)意识’和‘无意识’。我们暂且接受这些命名——虽然我们终将知道这里沉积着语言崇拜论的偏见。在这里，‘无’意识其实是‘有’意识，‘潜’意识其实是‘显’意识，只不过是超越语言和废止语言的另一种意识方式，名之为‘无’与‘潜’，并不准确。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图画、照片、雕塑、舞蹈、音乐以及无声电影，都曾大规模参与过文化的营构；同样是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当代的摇滚、时装、卡通画、游戏机、行为艺术等等，顺应着各种电子设备对声像的远程传输功能，更是在发动着一个个全新的文化浪潮，重新夺回一片片曾经由文字统治的领地，哪里是‘无’?哪里是‘潜’?”所以他在本书中考察人们的衣着、习惯、舞蹈、情爱、友谊、观念、记忆、忏悔……全面渗入人作为人的方方面面。在《山南水北》中，作者的写作对象已恢复为有血有肉的有着语言和文化的整体的人，即文化的终极载体。
　　在这种创作线索的梳理中，我们明显看出，在湖南的农村里，韩少功把文化的载体与载体身上的文化作了往复循环的解读，后期作品的主题也与中期的《爸爸爸》、《女女女》的主题一样混沌难解，复杂多义。在与自然的争斗中，在与时间的竞赛中，那个头上长着脓疮，丧失了语言——即文化传承功能的只会说“爸爸”、“×妈妈”的徘徊在乞怜与蔑视之间的丙崽，那个去掉了文化承载功能的原质动物态的丙崽却活了下来，而那些颇具文明优势的人或死或逃离。这或许昭示着中国的那种缺乏探究变革勇气的古文化生命力或许正如丙崽，愚昧麻木但却又在灾难和外来冲突中逃遁进而涅槃重生，这种哲论性的终级追问是极为特殊的主题“根”味，带给读者的将是对历史、文化、人生、民族的深沉而悠远的思考，这也是韩少功小说的独具的特色和价值。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