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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山水散文
作者：顾 盼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作者以丰富多变的手法，空灵的笔法，精妙的构思，清新流畅、富有节奏的语言，在寥寥一百四十多字中，青山绿水无不见于笔底，将富春江秀美的自然风光描绘得淋漓尽致。虽为书信，但历来被当作独立成篇的山水佳作来欣赏。与以前的山水记之不同者是，本文除了刻画富春江的山山水水外，还抒发了作者对政治的失意厌倦和企图寄情山水的思想感情。
最后，我们再来北朝郦道元的《三峡·江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这几段尽管只有百余字，却写出了三峡七百里中的万千气象。山川草木，峡谷深涧，悬泉瀑布，急流绿潭，春夏秋冬，各具风姿。字数之少，容量之大，写得又如此从容不迫，舒卷自如，真令人啧啧赞叹。可见，就刻画山水来说，《水经注》的成就是非常杰出的。
《水经注》以后，柳宗元的山水记，在写作技巧上有很大发展，在具体刻划山水方面成就很高，正像他在《愚溪诗序》里说的那样：“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明人茅坤说：“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这样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柳宗元描绘山水的作品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是“文有诗情。”（林纾《柳文研究法》）而“六朝山水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艺术上不够成熟的标志，就是景物描绘与作者的主观感受还没有融为一体。这样，在对自然美的态度上，往往是站在客观的角度玩赏、观察；而在表现到作品中的时候，有明显的雕琢、描摹的痕迹，往往要在景物之外写主观的体验。作品中的自然还不完全是作者主观感受中的自然，这在自然美的表现上还是处在比较低级、粗糙的阶段。到了柳宗元的山水记里，作者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去观察自然，他写的自然山水已不是客观存在的景物，而是经过作者的眼睛和心灵过滤过、加工过的艺术创造。这就不只表现了人的审美感，进而展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所以，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一首首诗。……在他描写的南国山川的秀丽画面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愤慨，他对压抑的社会环境的不满以及他努力发现和创造美好事物的热情。这里通过一个被压抑的才智之士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写出了这个被拒于现实斗争之外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这就使这些作品所写的自然不是宁静闲适的洞天福地，而满篇洋溢着作者的感情，浮现着苦难社会的影子，文中的‘诗情’就是从这里来的。”（载孙昌武《柳宗元传论》；转引自《中国散文学通论》482～483页）徐安怀先生也这样评价：“《永州八记》虽受到《水经注》和南朝山水小品的直接影响，但却融入了屈原辞赋的精神。它们已不是客观地模山范水，而是在精细传神的景物描写中言志抒怀，寄寓身世之感和怨愤之情。作者的高洁情怀与屈原是相通的，虽然作者的幽愤在‘八记’中表现为峻峭精丽，不像屈原骚体之阔大壮观，然而这种峻峭的形象和意境，则显然更能体现作者的艺术个性，更能突出作者的人格特征，从而为游记散文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徐安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213页）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柳宗元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散文，与他之前的山水游记相比较，其更加闪光、更具魅力之处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这也是柳宗元对游记散文创作的一大突破及发展。
那么，柳宗元为什么会有如此成就呢？试想：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平步青云，坐享高官厚禄，终生浮在社会的上层，趾高气扬，志得意满，他可能了解民间疾苦，深刻地体察广阔的社会生活吗？他又可能写出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在文学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吗？回答是否定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追溯一下柳宗元坎坷的生活之路。
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一个中下层官僚家庭。父亲柳镇先后做过录事参军、长安主簿、殿中侍御等中下级官吏，他为人正直，富有学识，并结交朋友，曾经屡次向横暴的军阀和陷害贤良的大官僚提出批评，因此被迫害，被贬官，但不屈服，还创作了一些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坚强意志。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是一个慈爱勤恳而有学问的妇女。这样的家庭，对柳宗元性格和学业的成长有相当影响。柳宗元幼年时随父到过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4岁由母亲教授诗赋，13岁时，他已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能够写出相当不错的文章，在文坛上颇有一点名声了。公元793年，与刘禹锡等人考中进士，时年21岁。几年后，又登博学鸿词科，其后仕途可称顺利，先授集贤殿正字，改调蓝田尉，31岁时任监察御史里行。这一时期他用事之心很急切，自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希望有所作为。在结识了王叔文、刘禹锡、凌准等人后，由于共同的政治主张，加上接近东宫的机缘，形成了以王叔文为首的试图改革政治的集团，柳宗元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王叔文等人于贞元21年（八月改永贞元年）二月执政，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抑制藩镇割据势力；打击宦官势力；严惩贪官暴吏，推行“用人为贤”路线；减轻剥削，释放宫女，取消宫市等。史称“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支持改革的顺宗此时已病重，反对革新的宦官、显贵们借此矫诏逼其退位，拥立宪宗。只存在一百四十六天的“永贞革新”失败了。之后，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贬为偏远之州的司马。柳宗元从此被远弃荒州，先做了十年的永州（今属湖南）司马，此间写了不少诗文，《永州八记》就创作于此时。元和十年被召回京，又被打发到更远的柳州（今属广西）任刺史。险恶的政治和自然环境，愁苦的心情加上多病的身体，终使柳宗元以46岁的盛年病逝于柳州。一生所作诗文，由刘禹锡编次为《柳河东集》。“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是柳宗元诗中名句，也是他自己坎坷一生的写照。
由以上可知，柳宗元的一生都与政治密切相关，也始终对人生抱着积极的态度。他的思想中突出地存在着三种进步因素：宇宙观方面的唯物倾向；政治上的民主倾向；人生观中的积极入世倾向。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抱负并不在记游山水，而在政治。但他政治上失意了。柳宗元在永州所担任的司马的职位，名义上是个小官，实则是个“罪犯”（朝廷这样认为）。他借山水游记书写忧愤，渗透在山水游记中的主要是他的身世之感，政治上的抑郁不平之情。柳宗元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他将这种追求及失意曲折地表现于山水记中——寄情山水总可以吧！“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寄许京兆孟容书》）这就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能完美结合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