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作者：范 磊
一方面诗歌因它的精神性艺术性和非功利性非理性导致被社会冷落，另一方面，人们生存空间的缩小、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的增加、物质消费的增长又使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产生种种问题，也使诗歌成了精神表达最必须最快捷的途径。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显示了中国诗歌状况的不容乐观，同时也预示了诗歌浪潮即将到来。
实际上，诗人和诗歌的存在是人类高贵心灵的存在，他们在物质社会中肩负着消除人类精神紧张、保持人类心灵的愉悦和探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使命，表达人类对物质束缚以外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物质文明商品经济的社会不仅需要诗歌，而且需要大量的与社会同步的新诗。西方社会的诗人存在现状就是一个明证。西方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转型时期到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物质文明成熟时期，诗歌几度繁荣并不曾真正衰落，诗人在社会中一直被人尊重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诗人的禀赋不被看作一种缺点，而是一种人类自身难得灵性思维和智慧，这种特性是作为人的本体存在的标志之一。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物质文明启动的初期，暂时无暇顾及精神层面和艺术层面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稳步增长和进一步发展，人们心灵的需要成了一种普遍的需求，诗歌和诗人一定会重返社会的相应位置。
这不仅仅是一种乐观的推断和猜想，如今网络诗歌的繁荣，新生代诗人一波波的出现，人们讨论诗歌的热情，都昭示着一个新的诗歌繁荣时代即将来临。
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自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引自苇岸《诗人是世界之光》）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人，这是指导人们对于生活抱着高贵的观念，抱着高尚的感觉方式的领袖；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就养成了厌恶一切虚伪的和恶劣的东西，了解一切善和美的事物的魅惑力，爱好一切高贵东西的习惯；读了它们以后，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好起来、善良起来、高尚起来。（《论文学中的典型与美学理想》）
诗人自杀也是语文新诗教学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学生和家长包括老师会有一种困惑：是不是诗人就容易自杀，太投入的新诗教学和引导会不会让学生误入歧途。
首先，诗人自杀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是特殊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代社会自杀率很高，这和物质文明发展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的极端化和由此产生的精神的压力有关。自杀并不只是出现在诗人群体，而是各个阶层行业都有分布的，不过诗人自杀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而已。其次，在西方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诗人自杀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敦，无论是叶塞宁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毁灭都会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诗人的死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诗人的自杀现象中追寻对生命意义的更深认识。再次，中国诗人的自杀是新诗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中国古代诗人很少出现自杀，这说明自杀并不是和新诗有着必然联系，而是和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合冲突有关，和整个世界物质文明的走向有关，如果我们的新诗能够很好的整合中国诗歌文化和西方诗歌精神，从中或许可以找到解决自杀问题的途径。
三、理性思维和诗性智慧在教育中的潜在矛盾
新诗教学的隐而不显也是现代教育理性思维和诗性智慧潜在冲突的必然结果。
所谓理性思维，就是通过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事物内部的联系，通过符号、概念、逻辑的方式，建构知识框架和体系。西方科学的发展分化出来的各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建构方式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呈现。
西方文学理论体系求真的传统与理性思维形态紧密相关。西方在文学欣赏中，喜欢把文学艺术类比于自然科学，强调理性分析。求真，既指追求社会科学的真理，也指对事物描写的真实和思想反映的真实，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诗学理论乃至当代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学理论，无不闪烁着求真这一特色。
“诗性智慧”是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维柯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智慧就是一种“诗性智慧”。诗性智慧作为原始人类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其特征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隐喻的以己度物，二是诗性逻辑的想象性类概念，三是诗性文字的以象见义、象形会意。（参见[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就是一种以感觉和想象为内容的创造能力，由此派生出的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文化创造行为，全是诗性的物质。
中国的诗性智慧具有维柯的原始思维特质，但并非是这种原始的感觉型智慧。中国的诗性智慧是在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与诗性文化的熏染下，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一种艺术型的创造性灵智，中国诗性智慧注重整体，重视直觉体悟，善于取类比象，注重表现；这种智慧融充盈完整的生命体验与感性直观的创造性领悟为一体，展示出一种超越逻辑和知识的灵性，保持和肯定人的最本真的存在状态。
对于一个人的培养来说，两种思维方式和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都是一个人才的基本素质所必备的。理性思维在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建构人类社会组织机构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体系中发挥中重要作用，而诗性智慧对于一个人的想象力、顿悟力和创造力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承担着人类生命的本质、生存的状态、存在的意义和方式的追问探寻、它的背后是一种文化，一种生命观、价值观、宇宙观。
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和各自代表的文化体系却有着内在的冲突。西方自柏拉图诗学开始，就否定诗性思维，而推崇理性主义。他们建立了艺术真实的标准。而且随着理性思维和诗性思维的分化，在理性思维推动下人类建立并发展出完备的科学体系，并由此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诗性思维在科学与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的道路上衰落。
人类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使得人类理性的追求越来越疯狂，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的倾向，这导致了物质文明的泛滥和人们生存意义的虚无，西方对这一社会文明弊病正在作出修正和反思，表现在对诗性智慧的重新认识与推崇。不幸的是，东方各国正在步西方文化的后尘，接受西方的主体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和物质文明，对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的缺陷没有足够认识。在教育上体现为在基础学科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模式上：重理轻文；重智商轻情商；重方法知识能力，轻情感态度价值观。
虽然，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一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虽然我们的育人标准和模式与时俱进，虽然我们的新课改在步步推进，但是在整个世界受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影响、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时期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生存空间在中学领域并没有拓展得更宽，新诗作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自身的不足也使得诗性智慧的传承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