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全方位思考
作者：闫慧霞
一、关于课程地位
大学语文没有明确的法定课程地位——公共必修课，从而造成该课程开设的极大随意性：可开可不开，课时没规定，开课与否决定于院系领导的兴趣和眼界，是填补教学计划的机动课，因而不同的地方或院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平衡性。早在上世纪30年代，全国的大学基本上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国文课，故称“大一国文”，当时讲授国文课的教师，大多是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国文课程被取消。1978年秋，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首倡，华东师大教授徐中玉呼吁、争取，大学语文课程得以在南大率先开课。紧随其后，我国的许多大学都相继恢复开设了大学语文。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实施素质教育，大学语文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日益受到重视。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重利轻义、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盛行，大学语文的教学与研究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许多学校停上此课。近几年，经过学者的呼吁，大学语文课又有恢复的迹象。但谁也不能否认，该课程地位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它已经从原来的中心被挤向了边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与改革举步维艰。
而高中语文不仅具有法定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是作为非常重要的核心课程开设的，语、数、外、政、史、地或语、数、外、理、化、生是常见的提法。语文和数学、外语是每个考生都必须学、必须考的。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讲，要想考上理想的大学，就必须学好语文，因它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各级教育管理部门、语文教师和家长自然也会高度关注，自然会倾其所有力量给予重点保证。学生中流传这样的歌谣，“学好语数外，考文考理都不败”，由此可见高中语文的重要地位。
二、关于课程性质定位
任何一门课程在教学体系中都应有自己的位置，大学语文也不例外。然而，长期以来，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位极不明确。许多大学开设大学语文，主要目的是为语文基础差的理工科学生补课，其课程性质仍然停留在工具性上。大学语文课程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什么问题？是强调其工具性？还是强调其人文性？抑或是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定位不太明确。致使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千差万别：有的定位太高，实现不了；有的定位太低，成了“中四语文”，严重挫伤了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定位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关乎重开中国语文课的成败，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一文中说：“大学语文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地位’和‘定位’没有弄清楚，特别是‘定位’。”以前的“大学语文”被停开或边缘化，主要与没有准确定位有关。
而高中语文课程性质定位非常明确：普通高中教育是面向大众的、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基础教育；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语文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关于课程基本理念
“大学语文”课程由于没有法定地位，开课至今也就没有一个明确清楚的课程理念，权威的专家学者阐述的理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代表的只是个人的学术观点，高等院校主管部门缄口不语，不置可否。所以大学语文设置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语文课教师如何把握课堂内容，与中学语文如何区别，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正是因为“大学语文”课程理念如此含混不清，所以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已经形同“鸡肋”，不同的编者和不同的讲授者只好戴着同一种帽子，各显神通，各行其是，连北大这样的名校都说大学语文只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即可，大学语文教学面临严重危机。
而高中语文课程具有明确的理念。《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是这样进行表述的：建设高中语文课程，应继续坚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提出的基本理念，根据新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和学生的需求，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出发设计课程目标，努力改革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在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适应未来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这样，语文教师在上课时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四、关于课程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是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从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起，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精心建设，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谓百花齐放，良莠不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上百种之多，最有影响、最有特色的教材有：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主题+文选”模式），该教材经过6次修订，发行量高达三千万册之多，同时还被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专用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新语文》（“主题+文选”模式）和《大学人文读本》，将大学语文教育定位在“人文教育”的高度，实现由传统的“大学语文”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的转变；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和南京大学丁帆教授联合主编的《大学语文》（“文史+文选”模式），不仅体例多样，选文丰富，而且汇集了前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便于学生深化对课文的理解与认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专题+文选”模式），通过专题论述来讲授文学与文化知识，形式新，方法新，内容新，能比较好地引起学生的兴趣；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主编的《大学文学》（“作家+文选”模式），以文学教育代替语文教育，用文学的标尺区别于“中学语文”，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人生、社会、生命、世界与历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周金声、江少川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专题+文选”模式），将教育教学对象主要定位在普通本科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学生，针对这类院校人文师资和文科专业薄弱以及注重应用人才培养的特点，将人文与语文结合，确立“精神教化+语文技能”的思路，强调人文性、综合性、拓展性和实用性；华中农业大学彭光芒教授主编的《大学国文》（“文史+文选”模式），实行文史与作品并重，以拓展并丰富学生的人文视野与文史知识，有利于大学生进行审美判断和人文思考、从中学会关怀、学会感动、学会批判，并达到创新思维的目的，等等。纵观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高等学校主管机构组织名家统稿的少，个人单打独斗或小范围的合作联合的多，教材的编写缺乏主体性和独立性，往往依托于某一学科，如古代文学，造成体系不完善，篇章内容结构比例失调、轻重失衡等，加上有的教材编写者的学识水准和文化视野有限，整体水平偏低；许多编写者只是研究同行出版的教材，而不去研究中学教材，因而导致所讲内容与所选篇目与中学教材大量重复，有的竟然高达70%以上，以致被戏称为“高四语文”。各高校在教材的选择使用上，由于没有统一的指令，有的大学不是选上述最好的教材，而是选最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教材，导致大学语文教育“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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