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前景分析
作者：洪治纲
一
当历史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当人们面对日趋浮泛、庸懒、缺乏激情与想象的精神现场，我们已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甚至包括人文知识分子，都在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温床上过着虚浮的、失去了任何深度和力度的精神生活。这种缺少独立发现能力的精神征象，在艺术上的直接表现，便是本雅明所反复强调的机械复制时代的一些艺术特征——尽管它也不乏一些新异的形式，但是，它在本质上却丧失了艺术应有的内在“光韵”。“在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种毫无创造的复制行为，虽然颠覆了传统艺术在个体生命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它却最终使艺术丧失了其特有的“膜拜价值”，而只留下“展示价值”。它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大量的作家不断地采用一些庸懒的写实性话语，复制着各种欲望化的现实生存景象，复制着躯体感官的享乐经验，复制着各种时尚化的生活标签，使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不断地缩小，乃至取消。
面对这一严峻的创作境遇，要使中国当代文学重新返回正常的精神秩序之中，我们必须重新倡导一种先锋意味的原创品质，必须重新建立起一种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精神姿态。唯有如此，才能让文学真正地回到自我，回到存在，回到人类的内心生活，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用创作主体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眼光、强劲的想象力，去探究、体悟、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表达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状态，从而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与回应。索尔·贝娄就说：“小说，要想复兴并繁荣，需要有关于人类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又不能独立存在。若仅仅肯定这些思想，那只能表现作者的好意。因此必须去发现这些思想而绝不能臆造它们。我们见到的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思想。假若有许多作家感觉不到这些得不到承认的品质还实际存在，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写小说了。它们仍然存在着，并且要求得到解放，得到表现。”努力地去发现并艺术地激活那些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写出一些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作品，这既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所必须面对的写作目标，也是这一代人必须严格把持的精神立场。它直接考验并折射着这一代作家对历史的回应能力和他们内在的精神膂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是通过语言展示生命内在的生存真相及其可能性的存在景观。由于人对自身认识的不可穷尽性，以及由人类精神活动所生成的文化体系的繁富性，这又决定了人类精神活动在整体上永远处在一种变动不居、不断传递的动态性过程中，即，处在一种撕裂与弥合相互交替的、永不满足的生存境遇中。由此而导致的直接结果，不仅仅是社会体制及其内在结构形态的不断更替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攀升，还有人类对自身生存体系和精神欲求的反复探讨与重新定位，包括对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的不断解析和反思。这一高度自觉化的、永无终点的精神行为，潜示着文学与其它艺术一样，将拥有永无止境的表达空间。此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发展是不可能存在着某些穷尽之途，开拓与创新永远是一代代作家所必须承担的使命，也是他们生存的全部理由和历史价值之所在。
必须明确的是，新世纪以来，这种历史使命变得更为沉重和艰巨。一方面，社会生存秩序的不断变化，以及全球性文化境遇的不断冲突与融汇，正在以各种尖锐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人类自身的精神体系，并对人类业已形成的诸种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包括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进行不断的质疑和解构。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永无止境地去寻找各种新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来有效地阐释现代社会中诸多复杂而隐秘的逻辑特征，营建新的生存秩序和价值体系，并进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和更为健全的预设。这种人文科学的不停奔突，也必然促使人们在审美观念和价值理想上的不断变化，并最终使文学在对人类命运的承诺上引发变更，催发文学向新的维度攀升。所以，阿多诺说：“在一个从本质上是非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审美传统是先验的靠不住的。新异的权威性的获得具有历史不可避免性。”面对这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注定已无法回避。他们只有通过顽强地探索，积极地回应这一时代的深切召唤。
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全球化社会体系的逐步形成，我们看到，在“现代性”这一特殊的历史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