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前景分析
作者：洪治纲
景下，无论是外在的社会生存秩序(包括政治势力关系、经济盟约关系、国家与民族和种族的关系、财富阶层的关系)，还是内在的意识形态体系(包括不同文化间的对抗与融合、价值信仰体系、伦理道德体系)，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承前启后的急剧变化。这种急剧变化，也同样预示着一种颠覆性思想的大量滋生，即，一种解构性力量的全面蔓延。如果没有种种颠覆性思想的产生，社会的变革不可能顺利地完成，文化的发展也会呈现出某种断裂。因此，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尤其是后半叶)，这种自我颠覆式的变更性精神需求，一直保持着极为强劲的话语姿态。从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到福柯的“文本死了”；从欧里耶的“结构主义的终结”，到美国著名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所宣布的“现代主义的终结”；从著名的经济学家格鲁耶提出的“全球化的终结”，到德里达所宣布的“人的终结”……这一系列“死亡”与“终结”的理论口号，似乎已经预示，一切既定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都已无法适应现时性的社会精神需要，也无法解决客观现实中的内在矛盾，人类必须重建新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以适应急剧变化着的人类精神活动征兆。这也同样意味着，文学在面对人和人的存在境遇时，不仅有着许多亟待开拓的精神领域和生命空间，而且还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现代性精神命题，而所有这些领域和空间的开辟，依然需要一代代作家的不懈探索，需要他们以更为全面的人文理念、更为科学的现代理论作为手段，对新的历史境遇中的存在本质以及其表达方式做出更为有效的审美展示。
二
由上述情形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所面临的艰巨使命，可谓不言自明。这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双重使命，也是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承诺。因此，倘若仅仅从纯粹的个人化立场，试图强调自己与传统完全“断裂”毫无瓜葛的想法，不仅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而且孤立了中国文学的内在脉络，并有可能使之成为一个空置的文学现象。实际上，任何新一代作家的崛起，从来都包含了对历史的巨大承诺，只不过这种承诺不是以完全认同的方式，而是以更多的变革行为来实现的。
当一种长期沿袭的文学创作模式和审美观念发展到极为成熟时，它往往会成为作家进行新的艺术表达的障碍，使作家无法超越前人的经典而陷入某种艺术重复的尴尬境地，同时社会的演进和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又促动作家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艺术表达。在这种前提下，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就会对既定的文学传统作出反抗，寻找新的、能更好地切入这个时代精神本质和自我艺术思维的话语方式，于是就诞生了新的审美倾向的作品。“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一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谁要是赞成关于体系，关于欧洲文学，关于英国文学的形成的这一概念，谁就不会认为这种提法是荒谬的，即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这里，艾略特小心翼翼地用了“修改”这个语汇，显然是对先锋文学的生命力信心不足。不过，作为曾写过《荒原》这样先锋品性十足的诗人，他还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无法割裂的关系，所以他直言不讳地断言“过去决定现在”。但这种“决定”并不是制约和统摄，而是包含着“修改”(即反叛)的成份。诗人“既不能把过去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不能把它当作像一粒不加选择的大丸药吞下肚去，又不能完全依赖一两个私下崇拜的作家来塑造自己，也不能完全依赖一个心爱的时期来塑造自己。”尽管艾略特的阐述有点暖昧，但他至少点明了任何全新的文学发展都与传统文学存在着各种潜在的联系。
譬如，现代主义的产生，正是基于批判现实主义空前繁荣之后所形成的种种艺术圭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在精神信念上的巨大变化。可以这样说，没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成熟，没有一大批经典的、让人难以超越的现实主义大师，没有当时发达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现代主义的产生就失去了所有丰厚的艺术土壤，它也不可能在艺术上获得如此显耀的成就。现代主义作为二十世纪前期的新式文学，它反叛的只是以往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片面性理解，将文学更深地注入到人的生命潜在状态中，使人性内在的丰富景观在文学中加以全面的展示，并在这种展示过程中，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平面化的审美价值观。
如果我们稍稍地考察一下一些优秀作家的内在精神历程，我们便会发现，事实上几乎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学修养的积累，注重对以往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的细心研磨。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作家，也正是基于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深入了解，并从中看到了传统自身的局囿，以及这种局囿对自己审美理想的羁绊，从而为自我全新的艺术探索找到了反叛的方向。像以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著称的马尔克斯，如果没有伍尔芙小说的启迪，他几乎就无法把握到那种被称为“过去现在时”的时间观念，“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黛洛维夫人》中的这样一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因为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还使我在一瞬间看到了马贡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脚马尔克斯曾多次历数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康拉德以及遥远的索福克勒斯等等作家对他的重大影响，但是，“事实上，我一直尽力使自己不跟别人雷同。我不但没有去模仿我所喜爱的作家，反而尽力去回避他们的影响”。我以为这正是一个优秀作家重要的内在艺术素质，他时刻不忘承纳传统艺术的精气，却只是为了确保自己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一本叫着《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演讲稿中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点。在这本很小的书中，作家历数了古今大量的小说进行详尽的分析，不仅使我们看到这位后现代作家对传统文学居然如此熟悉，而且还能从中欣赏到许多令人惊悸的审美发现，这种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位职业文学批评家都难以做到的，它足以证明卡尔维诺的创作源头决不是孤立的、与传统无缘的，而是“历经沧海”之后的独创。他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在树上攀援的男爵》、《马可瓦多》以及《看不见的城市》、《巴黎隐士》等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之所以显示出极为独特的叙事法则和审美风范，让人感到荒诞、轻逸而又迅猛、确切，直指现代人在生存挣扎中的无端困顿和精神信仰的无根状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