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前景分析
作者：洪治纲
以为关键就在于他通晓了传统文学的诸多表达方式，并对它们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回避和独到的变革。
广泛地深入传统之中，潜心细研传统文学的内在圭臬，找到并确定自己的突围目标，这是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是否能承担属于自身历史使命的首要前提。不注重对以往传统文学的承纳，不注重对历史的承诺，不仅会使他们失去明确的反抗目标，也会使他们的创作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失去某种可能性的预测意义。因为任何一种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是断裂的，而是在绵延的基础上以不断超越的方式来完成的。真正富有开拓意味的文学尽管不一定具备经典意义，但它是对历史选择的一次有效反动，也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它至少潜示着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事实上，很多作家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作家，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历史的选择中作出了准确而有效的反叛，这种反叛恰恰使他们自己成为新一轮文学发展的模式(或者叫新的传统)。譬如王尔德之后审恶与审丑的泛滥，福克纳之后意识流的大流行，卡夫卡之后变形和夸饰的风靡，加缪和萨特之后荒诞绝望情绪的铺天盖地等等都是如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已经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继承一切传统的合理成份，全面激活个人的艺术潜能，对历史与现实作出更为广阔、也更有精神洞见的审美发现。
三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另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格调正在大面积地下降，文学趣味也越来越低俗。记得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就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切文学规范开始被打破，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低劣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在蔓延。中国也不例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种被“多元”所掩饰的混乱景象，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同样随处可见。
对此，曹文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坛正充斥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在曹文轩看来，这是一种不能堂而皇之的变态的小恨，既不是英雄主义的大恨，更与文学所必须有的大爱没有丝毫关系，“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曹文轩的话可能因激愤而有些片面，但是，他所陈述的这些现象，的确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们的创作。他们在暴力、残忍等人性恶的方面所投注的探索热情，显然要多于对悲悯、关爱等人性善的思考。
面对这种情形，如何保持一种纯正的文学品质，在反叛庸俗现实秩序的同时，时刻修正自身的审美趣味，超越自身的艺术局限，重新展示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岸与不朽、纯洁与高贵、荣耀与梦想，同样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他们实践历史承诺的一个重要障碍。记得纳博科夫在谈及文学创作时，曾说过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如果一个人冲进大火里救出了邻居的小孩，我们应该向他脱帽致敬，而如果这个人还冒险花了五秒钟寻找并连同小孩一起救出了他心爱的玩具，那我们就要紧握他的手了。在纳博科夫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应该密切关注救小孩的过程，还更应该关注“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这一细节。因为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细节，却恰恰表明了一个优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诗性关怀，“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而且正是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
我非常认同纳氏的这番话。一切文学艺术，只有发现并展示了那些被日常经验所遮蔽的精神状态，只有洞悉并呈现了那些被生活常识所规避的内心真相，它才有可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独特的审美创造，也才有可能让我们于不知不觉中猛然看到“预想世界的美妙”。而这种“美妙”的获得，往往与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常识和客观逻辑“大相径庭”，就像那位“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的英雄，他看似超越了生活的常理，却激起了我们对生命中“高尚意识”的敬畏，也激起了我们对各种可能性存在的神往。
激活生命中的“高尚意识”，让人们发现“预想世界的美妙”，看到人类存在的各种繁复驳杂的可能性景观，这应该是一切优秀的文学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而要实现这种重要品质，作家们除了必须拥有一个精神劳作者的基本素养之外，我想，他们还必须确保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心智真正地置根于话语现场。只有情感的全部在场，才能使文字浸润在生命的呼吸里，才能使人们体会到心灵中最为隐秘的律动，也才能使我们看到人类灵魂的高贵与坚韧。而心智的全部在场，则可以促动作家成功地穿越各种现实表象的羁绊，激发创作主体艺术想象的自由伸展，使作品在独特的创造中闪耀出智慧之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客观现实亦步亦趋的临摹。
这种情感与心智的在场，从本质上说，就是作家必须拥有一种博大的情怀。王彬彬曾经对此进行过探讨，他认为现在的很多作品之所以“不好不坏、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伦不类”，其主要原因不是作家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情怀，“一个作家的才华只有通过情怀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情怀虽然不能够产生才华，但却能哺育、滋养才华。只有当深邃博大的情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华得以表现时，才华才能得到磅礴的发挥。……才华如果具有天赋的性质，那它就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有当才华失去了情怀的哺育、滋养时，才会萎缩、干枯。一个本来颇有才华的作家，如果有一天变得很平庸了，那应该认为是他丧失了起码的情怀。”我以为，这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不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心智和情感，不能有效地扩张自己的情怀，他们在未来的创作之途中，将很难获得本质性的超越，也很难在代际意义上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向更健康、更高迈的方向发展。
四
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总是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