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重释鲁迅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
作者：索良柱
“幻灯片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1]按《呐喊·自序》，鲁迅先习医，后在“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下决定“弃医从文”，虽然很难打破“铁屋子”，但还是要“呐喊”——而这就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由来。鉴于“幻灯片事件”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笔者不避浅陋，尝试对这一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奠基性事件提出新解释，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目前，学界和批评界对“幻灯片事件”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史实；另一种则认为“幻灯片事件”完全出于鲁迅的编造。前一种认识较为普遍。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历史事实来接受。《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都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教师讲授“幻灯片事件”时鲜有怀疑其历史真实性的。受过中学教育者，大都知道“幻灯片事件”和鲁迅的“弃医从文”并把它们当作事实。此外，“幻灯片事件”被当作历史事实写进了鲁迅年表和文学史。很多文章亦不加怀疑地援引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
但经日本学者考证，鲁迅所说的那张幻灯片根本不存在。因此，著名评论家张闳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学”的“第一大神话”，“当时放映的那组幻灯片已经找到，奇怪的是，惟独没有鲁迅所描述的那一张。”[2]其实即使不依托于考证依据，我们亦可对“幻灯片事件”提出有力的质疑。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呐喊·自序》，一是《藤野先生》。《呐喊·自序》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比《藤野先生》详实。《呐喊·自序》中那段著名的“弃医从文”议论到了《藤野先生》中只用短短的一句（“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就带过了。这种处理是因文本的不同需要而来的：《呐喊·自序》要为启蒙文学提供合法性论证，而《藤野先生》主要是回忆自己的老师。鲁迅根据不同的需要及语境来调整“幻灯片事件”的叙述。另外，两个版本的“幻灯片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但一直被忽视的差异：“电影”中的那个中国人是怎样被日军处决的？《呐喊·自序》中说是“砍下头颅来示众”，而《藤野先生》中则说是“要枪毙了。”显然，如果“幻灯片事件”是历史事实，“震憾”甚至“惊吓”了鲁迅，那么鲁迅何以会记不清其中的核心要素？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历史事实，不加怀疑地接受；亦不可简单地认为“幻灯片事件”是虚假的，所以不值得认真对待。应该注意“幻灯片事件”的话语性。从理论上讲，“幻灯片事件”至少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鲁迅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另一个层面是经鲁迅的“话语”转述的“幻灯片事件”及话语受众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话语层面上的“幻灯片事件”完全可以偏离甚至背离“现实”层面上的“幻灯片事件”。而且，即使“现实”层面的“幻灯片事件”根本就不存在，话语层面上的“幻灯片事件”照样可以制造出来，也就是说，“幻灯片事件”可以只是话语虚构的产物。[3]所以根本问题应该是，鲁迅为何要这样叙述“幻灯片事件”？他为何要在话语层面上制造出“幻灯片事件”？在“现实”层面中，鲁迅可能被动经历了一些相关的“事实”，但如何把这些东西带到话语层面上，这有赖于鲁迅的“制造”，这种“制造”又承载或折射出鲁迅怎样的经验和体验呢？
二
按鲁迅的叙述，“幻灯片事件”中的“我”因一张幻灯片而向民族国家的启蒙主体转变。鉴于“幻灯片事件”的话语性，我们不能把“幻灯片事件”中的“我”和作为文本外叙述者的鲁迅等同起来，文本外叙述者鲁迅的主体复杂性要远大于“幻灯片事件”中那个戏剧性般生成的民族国家的启蒙主体“我”。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在解释“幻灯片事件”时就很难跳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立场，那我们所看到的至多也只是鲁迅为我们“设置”的东西。
李欧梵先生曾对“幻对片事件”作如是分析：鲁迅对这件事绘声绘色的描写似乎在有意刻画一场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他本人，一个“旁观者”，坐在异国的课堂里；另一方是“身临其境”的自我，一个更大的象征性形象。“在观察这个形象的反射物（新闻幻灯）时，他与他的同胞这个集体概念融为一体了。”[4]李欧梵的解释强调“民族国家”认同。张颐武先生对李欧梵的分析作了批评和补充：通过这次“观看”经历，鲁迅确实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但另一方面，“我”的“观看”又与那些围着看的中国人不同，喻示着中国“现代性”知识分子的极为复杂的“主体”构成，“这里既涉及中国的半殖民化带来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强烈诉求，但别一方面却是对具体‘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否定。”[5]然而，“民族国家”认同与“国民性”批判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李欧梵和张颐武的阐释囿于“幻灯片事件”的表象，跳不出民族国家的启蒙立场。
这种民族国家层面上的看与被看的复杂纠结固然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国被殖民历史的一种普遍的共同体验。但问题在于，鲁迅的反应似乎很特异，仅从民族国家、启蒙层面很难解释清楚他的反应的特异性。我们不妨拿另两位中国现代作家来作参照。
郁达夫，和鲁迅一样，“都有着一颗诗人般敏感的心灵，有着强烈的不同一般的自尊心，在日本他们同样地体验到弱国寡民的屈辱感。”[6]在《沉沦》中，郁达夫同样也记下了“被看”的屈辱。主人公“他”因自己的“支那”身份而陷入“被看”的焦虑之中：“他每觉得众人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他患上了“被看”的恐惧症和怀疑症，日本同学欢笑时，他疑心他们是在笑他，他们谈天时，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就会红起脸来，以为他们在讲他。由于难堪这种“被看”的屈辱和压迫，他终跳海自杀。
朱自清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7]一文中记述的“被看”之辱则更有戏剧性。在上海的电车里，“我”遇见两个西洋人，一大一小。那小西洋人“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起初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但他们到站后小西洋人走近我时，“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我”在与小西洋人的目光交战中败下阵来:“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
面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辱，《沉沦》中“他”的反应是“复仇”，复日本人的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我”的反应则是“诅咒”，诅咒小西洋人。那么，何以“幻灯片事件”中的“我”却把矛头指向“同胞”国民呢？显然，单从民族国家角度无法充分解释“幻灯片事件”。李欧梵和张颐武的阐释就事论事，局限于“幻灯片事件”的内部分析，根本不可能揭开“幻灯片事件”之谜。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应当到“幻灯片事件”之外去寻找。
三
我们认为，鲁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结或“看/被看”模式就是那把可以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鲁迅研究界已公认鲁迅文本中有一“看/被看”的模式。在鲁迅笔下，与其他形象相比，“看客”形象出现的频率最高，占的篇幅也最多。从文体方面看，无论是在小说、杂文和散文中，还是在散文诗、演讲和通信中，都有“看客”的身影，而从时间跨度方面看，在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鲁迅对“看客”一直都难以释怀。“鲁迅先生倾注如此之多的激情，花费如此之多的篇幅，历经如此长久的时间去集中、反复、多侧面地描写和批判同一类型的形象，这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极为罕见，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特例。”[8]据笔者统计，分析鲁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的专题论文已有30多篇，但研究者基本上都陷入启蒙立场的思维定势，结果大抵不过是重复鲁迅对看客的批判而已。由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其从文的目的是改造那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的“国民”，从启蒙立场分析鲁迅文本的“看/被看”模式的解释路径只会反过来强化“幻灯片事件”的民族国家启蒙色彩，从而干扰我们对“幻灯片事件”作出更有效的解释。很多论者都摸到了这把可以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但是很遗憾，他们转动钥匙的时候却弄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