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重释鲁迅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

作者：索良柱

　　笔者认为，只有在摆脱民族国家启蒙立场的惯性思维之后，鲁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结或“看/被看”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解开“幻灯片事件”之谜的钥匙。实际上，鲁迅对“看/被看”的反复书写从心理学角度看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他对“看客”们一直都耿耿于怀。在《示众》这篇小说中，他把“看客”们拉出来“示众”，在《野草·复仇》中更是书写了一种向“看客”们“复仇”的奇特方式……鲜为人所注意的是，著名的《狂人日记》写的其实是“被看”的恐惧，“吃人”的恐怖主要是通过目光来体现的，或者说，“我”最害怕的是“吃人”的人的目光。笔者初步统计一下，文本中“眼”、“眼光”、“眼色”之类的词一共出现20余次。这些“眼光”不管来自于谁，都是一样地“吃人”。不分阶级：赵贵翁以怪眼色看我，佃户的眼光也和他一样，他们有给知县打枷过的，有给绅士掌过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昨天这么怕，也没这么凶。”也不分性别：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然而“他眼睛却看着我。”不分长幼：小孩子们“眼色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不分亲疏：家里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完全同别人一样。”也不分职业，本该治病救人的医生也“满眼凶光”。除人以外，动物也以同样的吃人眼光看我，不仅赵家的狗“看我两眼”，而且即使已经死了的“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甚至，连“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我”身边的所有人（不分阶级、性别、长幼、亲疏及职业）、动物（不分死活）甚至语言、文字都以“吃人”的“眼光”看着“我”，“我”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种目光，这是何等的可怕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写的其实是“被看”的恐惧。
　　在鲁迅的文本中，对“吃人”目光之恐怖的精彩描写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例子，一处是《药》中康大叔的“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另一处则是在《阿Q正传》中，临刑游街的阿Q起先似乎不怕死，但那些喝彩的看客的目光使他想起了狼眼睛，四年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地跟他走。”看客们的眼睛比狼眼睛更可怕，“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Q想喊“救命”，然而还没喊出来，“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吃人”的眼光比行刑本身还要恐怖，鲁迅这种对“被看”的恐惧的描写可谓达到了极致。结合鲁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我们可以推定：鲁迅对于“被看”有很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结，仅从启蒙角度加以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幻灯片事件”中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辱与鲁迅的这一特殊情结并不相称，因此，笔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故意使用的障眼法，以掩饰他抨击“看客”的真正动机。为了更有效地解释“幻灯片事件”，我们需要暂时绕开“幻灯片事件”本身。
　　
　　四
　　
　　在“幻灯片事件”发生之前，鲁迅的生命其实早已与看客发生了让他一生难以释怀的关联：“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却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上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这段文字凝结着一种“被看”的创伤。“在侮蔑里接了钱”，这“侮蔑”中最难以让敏感的少年鲁迅承受的，是那侮蔑的目光，然而却是四年多，几乎每天都得去承受。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被看”，是家境尚好时的少爷鲁迅从未有过的际遇。
　　鲁迅年幼时，他的一家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和少许店面房子，“是一个小康人家”。当他随母亲到外祖母家玩时，不仅受到外祖母的钟爱，且颇受村人的优待。许多小朋友，都因他之到来而得到父母减少工作的允许，一同伴他游戏。此时，“正是一个少爷”的鲁迅处于高高在上的看者的地位上：要么被人仰视,要么俯视他人。
　　然而，鲁迅十三岁那年，家中发生了一次巨大变故，本来做官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家里每年要卖房田换银两去官府上下打点。本来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庭，最终弄得“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一家分散，鲁迅和弟弟们寄居在大舅父家里，虽然同是住在外家，但再也得不到以前的优待了，反而受尽奚落，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了。从高高在上的少爷到乞食者，这鲜明的落差极大地刺伤了鲁迅的幼小的心灵。这时的“被看”已成了一种令人屈辱的创伤。鲁迅不顾家境的艰难，毅然回到自己家去。不料回家之后，他父亲又患重病。父亲病逝时，鲁迅只有十六岁。曾祖母逝世，祖父下狱，父亲早逝，这一连串的不幸接着发生于四五年之中，使鲁迅受尽了白眼，“被看”的创伤不停地堆积起来——这些积淀起来的创伤成了此后鲁迅心灵深处一个再也化不开的心结。
　　父亲病逝后，祖父还在狱中，鲁迅是长子，别无可以支持或重振家庭的人，生活更加穷困，更坏的是，邻居中还传着鲁迅“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的流言，这使鲁迅“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便急于要离开绍兴城了，“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去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然以时人的眼光看，读书应试才是正路，学洋务，便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受奚落。但鲁迅终于去进了K学堂，毕竟，避开那些熟悉而恐怖的目光，对于自家庭变故以来一直处于“被看”的屈辱之中的鲁迅而言便是一种相对的解放。
　　
　　五
　　
　　但是，鲁迅转赴日本留学后，他以前心中积淀下来的“被看”的创伤要面临新的危险。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然而鲁迅没有看樱花的兴致，因为弱国子民的身份，难免要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看点。“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辩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些“清国留学生”在看樱花时，他们自己的丑态却同时成为日本人眼中的“风景”，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被看”却浑然不觉，所以遭到鲁迅的辛辣嘲讽。
　　鲁迅不仅为他们之“被看”而焦虑，更为自己焦虑。这些“清国留学生”会牵连到鲁迅，虽然鲁迅自己已经把辫子剪掉，但在日本人眼中，鲁迅和这些“清国留学生”无异，都是“支那”人，太抵是可以同等看待的。对此，鲁迅颇为焦虑，对这些“清国留学生”有一种分离感，故而一边辛辣地讽刺他们，一边想避开他们了，“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随后，鲁迅从东京来到仙台，进了医学专门学校。按鲁迅的记述，那时仙台还没有中国的学生，所以鲁迅自然要沦为被看物：“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是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以弱国子民的身份及稀有之缘故受优待，让鲁迅很不是滋味。在调侃和自嘲中，鲁迅无奈地承受着“被看”的屈辱及因之而牵出的心中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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