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重释鲁迅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
作者：索良柱
“漏题事件”后不久，又“发生”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按鲁迅的叙述，在这一次“被看”中所受的巨大刺激使鲁迅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走上了启蒙之路，“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是多少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六
如果我们把“幻灯片事件”去掉，就会发现：家庭的变故使一度高高在上要么被人仰视要么俯视他人的少爷鲁迅跌入了“被看”的耻辱困境之中，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创伤，所以，鲁迅后来在其文学写作中反反复复地抨击“看客”其实是向“看客”们“复仇”。也就是说，“幻灯片事件”很可能只是鲁迅的虚构，籍“幻灯片事件”，他的“复仇”行动穿上了“启蒙”的合法外衣。本来基于安抚个人生命历程中“被看”之创伤的“复仇”行动经“幻灯片事件”的话语设置却转化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启蒙运动：“国民性批判”。
退一步而言，即使“幻灯片事件”离事实并不远，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可以把鲁迅的“被看”的创伤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即为鲁迅在家庭变故后积淀下来的“被看”的创伤，第二层则是鲁迅到日本后在民族国家层面上遭遇的“被看”之痛。但第一层才是最根本的，最让鲁迅耿耿于怀。第二层创痛再怎么激烈也不能和第一层相比。甚至可以说，鲁迅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痛对他心理的影响是微小的，它的实际影响则是诱发、刺痛、加剧甚至是撕裂鲁迅个人生命历程中“被看”的创伤即第一个层面的“被看”之痛。
所以，在“幻灯片事件”中，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痛实际上只是一个意外而剧烈的诱发因素，它终于撕裂了鲁迅的陈伤。幻灯片中出现的中国人把鲁迅推入了一种非常难堪的“被看”之境地：他的日本同学看完幻灯片中的中国人，自然会看现场的唯一的中国人——鲁迅，而且最让鲁迅难以忍受的也许是，他的日本同学看他时会认为他和幻灯片上的中国人无异。然而鲁迅自认是与幻灯片上的中国人不一样的。我们在前面说过，鲁迅担心自己被纳入日本人眼光中时与那些“清国留学生”无异，故对这些“清国留学生”有一种分离感，并想避开他们。然而这一次，中国人却从幻灯片中闯了出来，如此突然，鲁迅是没法避开了，惟有默默承受这些麻木的示众者及看客们带来的耻辱和难堪。
而且，幻灯片上的看客们——这些“我久违了的中国人”更让鲁迅想起了年少时家庭变故后，那些对他施以白眼和侮蔑的看客们，积淀多年的“被看”的创伤终被撕裂，引发了更加剧烈的痛苦。
鲁迅终于决定向看客们发出反击了，“弃医从文”，批判和改造那些麻木的看客，甚至，对他们“复仇”。于是，鲁迅笔下就有了一道很别致的风景——对看客的反复描写与批判。然而鲁迅心中的“被看”的创伤似乎根本难以痊愈，在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它的悸动以及因此而牵出的阵阵隐痛。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启蒙”激情与其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个人创伤（特别是家庭变故所带来的一系列耻辱）有着隐秘的联系。这一发现可以修正詹姆森著中著名的“民族寓言”理论。[9]詹姆森极大地简化了主体的复杂状况，这很容易导致对个人体验的阉割。与詹姆森把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一提法相反，我们要从民族国家拯救鲁迅。鲁迅是启蒙者，是爱国者，但这只是鲁迅的一部分。如果把作为启蒙者和爱国者的鲁迅毫无节制地放大和夸张，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的和活的鲁迅就被简化了，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只有把鲁迅从“民族国家”、“启蒙”等神话中剥离出来，我们才有可能“走近鲁迅。”
鲁迅研究一直陷在意识形态的泥沼中。现在，鲁迅研究虽已不再受政治的挟持，但它却仍笼罩在“启蒙意识形态”之中。离鲁迅的启蒙立场太近是当代鲁迅研究的通病。笔者拟通过重释“幻灯片事件”这一个案研究，对那种深陷“民族国家”、“启蒙”等意识形态陷阱的鲁迅研究范式进行反思，诚望有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1]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代序）》，见罗岗等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张闳认为“这张虚构出来的幻灯片具备了‘圣人传说’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示众者/看客；启蒙者/蒙昧的众生；堕落/拯救……接下来的故事就这样被讲述：一个身居异乡的年青人，通过一张幻灯片（真正的‘幻相’啊！）看到了众生‘麻木’的魂灵，由是翻然彻悟并出走，后几经修练，终成为民族灵魂的启蒙者和拯救者。一个‘神话’诞生了！我们可以从佛陀的‘顿悟’传说或其它许多神话传说中找到这一情节的原型。”实际上，简单地批评和指责“幻灯片事件”是“幻相”和“神话”并不难，只是也“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摘编）》，www.tztvu.edu.cn, 2006-4-12。
[3]周蕾在《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一文中对“幻灯片事件”提出了一种颇有冲击力的阐释。周氏认为，“幻灯片事件”“首先而且根本上是一次视觉性的遭遇”，电影媒介本身的直接、粗暴和残酷的力量并不逊于行刑本身的暴力：“与受害人将要经历的砍头极为相似，电影图像在鲁迅身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一次打击”。受到震惊和威吓的鲁迅难以应对电影图像，于是逃回文字的世界，而“这就是鲁迅甚至现代文学的问题所在”。周蕾对“幻灯片事件”的解释很有新意，但过分夸大了影像的力量。而且，周氏忘记了很重要一点：她所面对的“幻灯片事件”是由文字话语组织而成的，而不是电影图像本身。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见罗岗等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78页。
[4]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转引自张颐武：《“现代性”与“凝视”的焦虑》，载《东方丛刊》第3辑，第157页。
[5]张颐武：《“现代性”与“凝视”的焦虑》，载《东方丛刊》第3辑，第157-158页。
[6]葛红兵：《屈辱与抗争——留学经历对鲁迅﹑郁达夫影响片论》，载《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82页。
[7]朱自清：《朱自清散文经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5页。
[8]赵黎明：《鲁迅的反“看客”思想探微》，载《广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6期，第64页。
[9]詹姆森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见张京缓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1993年版，第234-235页。
索良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