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把文学审美熏陶落实到词语上

作者:孙绍振




  孙绍振,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初中实验教材主编。著作有《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幽默学全书》《幽默逻辑探秘》《你会幽默吗?》等。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文集》等。
  
  
  起初,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发生争论,我觉得这个争论没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说,是飞机上撑篙——划空。纯粹概念之争,于教学实践关系不大。我向来以为,不管你主张工具性还是人文性,你的水平高,修养深厚,哪怕满堂灌,学生也爱听,也兴趣盎然。这本身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相反你水平低,就是满堂问,工具性和人文性也双双落空。我小学时候,一位语文老师,叫潘祖谨,讲课有吸引力。当时,也没有什么学生主体性之类的教学思想,她也很少提问,但是,大家都盼着她上课,她作文改的也得法,每一次发下来,都有改的精彩的,值得仔细琢磨,每次看自己的作文,都觉得挺好,下次不可能做得比这次好了。可到了学期末了,从头到尾翻阅作文本,还是觉得一次比一次好。她上课教的许多具体的东西,当然早已忘记了,但是她让大家喜欢语文课,都弄不清究竟是喜欢她这个人,还是喜欢语文课。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的、最雄辩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但是,随着工具性与人文性论争的深入,许多一线教师,强烈表示对当前大部分语文课本不满,说是,没有语基,或者语基太薄弱,语法、修辞等等的知识太少,不系统。在许多教师看来,不把语基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语文教学简直就是很难进行。但是,不可回避的矛盾是:为什么《语文课程标准》又明确规定重在素质,打破知识体系的传授呢?在这一点上,连许多优秀的老师都不是很清醒的。
  语文课本为什么不能以知识体系(语法修辞等)为纲,首先,因为语文课程的特点,它不像自然科学课程,有严密的科学逻辑因果、层次、系统,具有不可中断,不可跨越的递进性。而语文素养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不是逻辑递进的,而是反复扩展、回环滚动的。其效果如水中养鱼,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吃了西红柿脸就变红,吃了乌贼鱼脸就变黑的。其次,就目前我国语法修辞学科的水平而言,许多基本问题、范畴,在学者中,意见相当分岐,不能达到广泛的共识。中学流行的语法修辞表面上是个体系,实际上不成体系,是多家学派表面妥协的产物,自相矛盾之处,所在皆有;尚未达到学科的内在自洽。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语文课堂上的语法修辞知识并不同于学术研究,并不着重概念原理的严密,而是重在实用。而我们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模仿西方语法,才一百一十年,尚未达到实用的水平。至今连西方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实用,只能死记“句型”pattern,通顺与否,并不仅以语法为准,而是以习惯的搭配为准。本来,语法之为“法”,顾名思义,应该是普遍的规律,实用就是类推,中学课堂上,应该有更为简明的操作性。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语法研究越是深化,越是追求科学性,越是复杂,就越是难以类推,也就越不实用。许多老师迷信语法而不知语法之不实用,乃全世界学习母语教学的共同困境。我在美国大学讲课,每逢有些英语句子在语法上没有把握,就问学生,语法上有没有问题,学生答曰:英语语法,你们中国人最精通,我们美国人不懂。
  从学术流派来说,目前在中学课堂上流行的,主要是德·索绪尔的结构的语法学和传统的狭义修辞学。其基本特点就是把无限多样的言语和言语现象,归纳成系统、简明的范畴和模式,如主谓宾,动定补,主谓结构、修饰结构、动补结构、连动结构、比喻、借代、象征等等。此类的语法和修辞学,最高的成就,只限于在某种意义上描述语言的结构和某种功能,把无限丰富,变幻莫测的言语现象纳入极其有限的范畴和格式之中,这本身就造成了范畴、格式的有限性与语义的无限性的矛盾,实用操作和不可类推的冲突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正是因为这样,当代语法学术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于是把语言还原到实际语境运用中的“语用学”和广义修辞学,乃应运而生。这本是学术发展的重大突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学语文对于新学科的距离是难以避免的。许多老师热爱语基,却对其历史与历史局限性毫无感觉,这不能不使我经常感到忧虑。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作一些感性的阐释。
  我们说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汉语语法学家都同意的,有的,如高名凯先生,就认为汉语只能分成实词和虚词,而实词是不能分类的。就连“的”这样一个重复率极高的的虚词,其性质至今仍然纷纭得很。有的认为是形容词的词尾,有的(如朱德熙先生)则认为是名词的词性(你的在这里、我的在那里、这是红的,不是白的)。对于什么是主语,也是有争论的。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台上坐着主席团”。有的认为,这是个倒装句,这是正装句的变体,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主席团坐在台上”。可是有人则反驳,说这是倒装句的时候,就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是正装句先于倒装句,谁能证明先有正装句,然后才变化出倒装句来?何况倒装句的意思和正装句意思并不相同。“饭,我吃了”和“我吃饭了”,意指相去甚远。前者可能是回答,饭哪儿去了?是我把它吃了。后者则可能是宣告,我现在开始吃饭了。“倒装”,并不是“正装”的变体。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不以学科体系为纲,并不是不要语法修辞,而是并不要求系统,而是不求完整的学科逻辑顺序,更不能作为考试的标准。道理很简单,它不可靠,不够科学,又不太实用。然而,我们的许多老师,不明于此,离开了这一套,就觉得惶惑,无所适从。甚至,前几年,福建省高考取消了试卷开头的二十分语基题,有的老师居然说,不知道语文怎么教了。更有甚者,还气势汹汹地责问,不教语基,你让我上课教什么?作为从事几十年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师,我听了这样的话,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感到十分悲哀。
  在修辞方面,也同样令人感到伤心。
  老师们往往把修辞分析,仅仅归结为将活生生的修辞现象归入固定的修辞格式,并且以此为满足。例如,二月春风似剪刀,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学生:比喻。燕山雪花大如席,用了什么呢?比喻。无边湿雨细如愁,是什么呢?比喻。无非就是把本来各尽其妙,风格迥异的艺术纳进了同样的公式。这样的归结,当然有一点认知的作用,但是,满足于这一点认知,是会产生遮蔽性的。至少,同样的修辞格,并不都是同样巧妙的。这里我举《世说新语》上一个著名的典故: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續晉陽秋说,这是謝朗的小名)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栁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这个女孩子,就是谢道蕴,在诗赋上挺有成就,后来嫁给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
  
  为什么女孩子的比喻,谢安比较欣赏呢?因为,在联想上,盐是有重量的,往下落是直线的,而柳絮,是轻盈的,方向不定,飘舞的,其中还隐含着女性的特有的、轻盈的优雅感受在内。这里,就有一个比喻的内在心理根据问题。要做一个称职的、而不是混日子的教师,起码应该分析一下好的比喻和不好的比喻。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什么巧妙呢?因为它写出春寒料峭,春风很尖利吗?为什么一定要剪刀呢?换一把刀,同样是锋利的,如:菜刀,二月春风似菜刀,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前面有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有一个“裁”字,裁剪,裁剪,是汉语的自动化的、固定的联想机制。这里还有剪裁的精致的心情渗透在其中。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一连用了十四个比喻来形容荷塘之美。余光中就有过分析,说其中一些比喻是不好的,如出浴的美人,一粒粒的星星,等。而最好的则“峭愣愣的像鬼一般”最好。当然,这还可以讨论。至少我们大家还觉得描写荷花的香味的比喻挺好,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用声音之美,来形容嗅觉之美,感觉的挪移,是比较自如而新异。把荷花和叶子在月光下,光和影的效果,说成是有旋律的,像小提琴上奏出的名曲,用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通感的方法,是出奇制胜的。但是,这还是比较表面的,可能是工具性的,最深邃的原因还在于内心潜在的情感。朱自清先生觉得一个人踱步,“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可以不理,一个人孤独,可以享受“独处的妙处”,关键是摆脱了日间不能摆脱的丈夫、老师、父亲、儿子的责任,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有了另外一种心情。因而原来日日经过的不起眼的荷塘,小煤屑路,有些不知名的小树,白天很少人走,夜晚还有些怕人,就这么个鬼地方,居然就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来了。这是心理的解放嘛。比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和人的心理、人的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春风呀,雪花呀,它不但是表现客观对象的状态的,而且是渗透着人的情感的。语言是心灵的天空,修辞,则更是心灵的飞扬。它并不是单纯是一种机械的工具,其价值全在内心隐秘的活动的显现。工具性的价值全在人文性。离开人文性,再准确的语法修辞格和知识,都可能是庸人自扰的废话。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