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把文学审美熏陶落实到词语上

作者:孙绍振




  人文性、文学性,并不神秘,并不是抽象的、玄妙的大理论,它和工具性、字词句是不可分割的,水乳交融的。现在有一种苗头,拘泥于工具性的人士,就光讲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等等。其实,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充其量不过是普遍的格式,而文本语句,却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懂得点哲学的人,一定会知道,普遍性是特殊性的一部分。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的语法修辞规律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分析出特殊的微妙的精神内涵。好几个初中语文课本中,都选了泰戈尔的《金色花》,写一个印度孩子,在母亲读书的时候,变成一朵花,让母亲找不到。但把影子落在母亲的书页上捣乱。傍晚又变回来,站在母亲面前。这时母亲说:“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这里最为生动的无疑是“坏孩子”。如果作语法分析,坏是形容词,孩子是名词。这是一个修饰结构。这对于领悟文本,有什么用处呢?并不能帮助学生发现语言的生动。我不反对学习一些语法知识,但是,不能到语法为止,而是从语法开始,活学活用,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语文老师的真功夫,就在把知识变成可以操作的能力。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文学的,都不喜欢现代汉语语法,但朱德熙先生,却把语法教得比文学课还受欢迎。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把学术性和操作性运用结合起来。他总结起来,有三种方法,一种叫做扩展法,抓住一个肯定是正确简单的语句,在其中插入修饰成分,让句子(定义)逐渐变得严密和丰富。比如,有一个简单句,人是动物,这不严密,所以要扩展,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无毛的两脚动物。当然,这也不是很严密,后来就从生物学上说,人是脊椎动物门脯乳纲,灵长类,人类亚目。这并没有穷尽学术的严密。马克思就说了,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有目的地劳动的动物,而卡西尔,则又说,人是能够创造符号、运用符号交流的动物。这样的扩展,语法结构并没有变化,但是思维却深化了。这不仅仅是语法结构的扩展,而是人的思维的层层深入。由此可见语法结构是用来为人的严密思考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语法价值离不开人文性。一种叫做压缩法,一个太长的句子,无法凭直观确定其通顺与否,把其中的修饰成分层层剥离,其核心成分的搭配是否合理,一目了然。最后一种叫做替换法。把要研究的词句,用同样性质的词语替代一下,看看效果如何。例如,这里的“坏孩子”的“坏”字。从字典意义上是负面的,但是,从文本意义来说,主要不是坏的意思,相反有好的、疼爱的意思,但是,如果用“好”字去替代:“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好孩子!”或者,“你到哪里去了,我可爱的孩子!”显然不行。因为,这里还有嗔怪,渗透着欣赏的意味,如果把它加进去“你到哪里去了,我的调皮鬼孩子!”还是不够味。因为其中,还有终于看到孩子时的喜悦和故作生气的姿态,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充满着疼爱的感情。但是,如果改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心肝宝贝孩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乖孩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傻孩子。”显然,都不如这个坏孩子的“坏”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特殊默契。要把这一切分析出来,绝对不是语法分析所能胜任的,而且这里也没有什么修辞手段。这正是语法的工具性和无限的语境中无限的语义之间的矛盾,表现人际关系的无限丰富,是语言的生命。如果把语言弄成一套干巴巴的模式,就是对语言生命的谋杀。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任何人文性和文学性。
  在当前的教学改革中,和上述的倾向相反,还有一种脱离话语空搞看来非常人文的花样。最流行的做法就是把经典的文本,用当代观念加以解构。例如,愚公何必移山,项羽如果杀了刘邦,更有甚者,代表刘兰芝和代表焦母的进行辩论。等等。这些做法,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的功能,但是,也有一种可虑的倾向,那就脱离语言文字。我听过不止一次公开课,双方激辩常常限于愚公为什么不把家搬到山的前面去,这固然不乏机智,但是,辩论往往脱离了文本中的关键词。本来最突出的是,文章从正反两面,歌颂移山的顽强毅力和奋斗精神,可以说是一首英雄精神的颂歌。但在这首颂歌里,正面人物被称之为“愚公”,反面人物却称为“智叟”。情节中的肯定的,在字面意义上却是否定的,而情节意义否定的,在字面意义却是肯定的。如果当时就有标点符号,这两个字,应该是要加上引号的。彻底读懂了这两个字,就不难发现,这首英雄颂歌中还交织着反讽和调侃。这样,才能既领悟其人文精神,又领略其语言的精彩。
  当前教改的主要矛盾,无疑就是教师的水准普遍赶不上形势。本来形势逼人,应该急起直追才是,可是,有些老师,却缺乏起码的紧迫感。身为语文教师,不爱读书,不喜写作,不提高自己的文本解读水准,知识结构残缺,写作水平低下,上课就把一些一望而知的“知识”,作死板的重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者,比比皆是。 晚报上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的文章。说是,老师觉得班长不能老是一个人当,应该让全班同学轮流当,让大家都得到平等的锻炼机会。轮到那一天,对之盼望已久的孩子,一早上第一个到达课堂,拿起班长的教鞭,指指点点,模拟着执行任务的姿态,过了感觉良好的一天。他觉得自己终于“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我知道,在当前,学生的文章交上去,大抵就是石沉大海。而这位老师的评改,相当细致,既有总评又有眉批,还有字词句的订正。我不能不对其敬业精神肃然起敬。但是,认真读完以后,心情却十分沉重。作文的标题有这样的评语:“‘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不妥,瘾是贬义词,如,烟瘾、毒瘾、赌瘾等。当班长是锻炼自己提高为同学服务的能力。应该先查字典。要学会准确用词。”为了准确用词,先查字典,当然有道理,但是,这只是片面的道理。字典是工具书,只有工具意义。这种意义,在无限的语境中,会发生无限的变异。字典上的注释,就是把无限多样的语境意义相同的那部分概括出来,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语义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把不可胜计的可能,都给省略了。作为工具书,它的功能决定了它只能这样。然而,作为心灵的表达,恰恰不能离开那些被提炼掉了的语义。不用这个“瘾”字,用符合字典意义的字,那就只可能是,“体验一天当班长的心情”。那不是大煞风景了吗?老师在评语最后还说:文章写得还通顺,但是缺乏童趣。其实,最有童趣的就是这个“瘾”字。这个孩子的才情,就是把字典语义中是贬义的词,带上儿童心理的特殊感情,使之带上褒义,生动地表现了孩子的天真、期盼、调皮、热切的心情。这里既有孩子体验不同于平常自我表现的欲望、对荣誉的向往,又有乐意服务的冲动,还有超越自我的自豪,否定了过瘾,就扼杀了孩子的美好的童心。对这么活跃的内心的审视和珍惜正是人文精神,审美情感。老师辛辛苦苦地扼杀童心,好心办坏事,这样的悲剧,难道不是在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吗?。这种警钟的令人惊心就在于,普遍水平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而是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有希望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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