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阅读：内心的秘密交流
作者：洪治纲
从1993年开始，余华迷恋上了音乐，尤其是对巴赫的喜爱，使他渐渐地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要用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叙述方式来写。巴赫是我最喜爱的作曲家，我对《马太受难曲》的喜爱就像对《圣经》的喜爱一样无与伦比。《马太受难曲》是一部清唱剧，两个多小时的长度，可是里面的旋律只有一首歌的旋律，而它的叙述是如此丰富和宽广。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古老的艺术，因为它们有着一种非常伟大的单纯的力量”。[12]将《马太受难曲》中“伟大的单纯的力量”演绎成小说的叙述手段，使小说成功地吸取经典音乐中的非凡与简约，这便是《许三观卖血记》在叙述方式上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理想。
所以，《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结构上非常单纯，始终是两个人和一个家庭以不断重复的情节方式在漫长岁月中发展。这种重复的情节，就像音乐中的旋律和织体，以自身完整的结构单元一次次地再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对叙述主题的一次次强化，一次次升华。同时，这种重复的存在，也有效地阻遏了叙事向其它方向蔓延的可能性，控制了人物发展的空间结构，保证了整个故事的单纯和完整。为此，余华自己在中文版的序言里说：“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13]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叙事的重复最突出地当然是表现在卖血事件上。它就像音乐中的一段旋律，被余华不断地演绎了十二次，尽管每一次重复的理由和目的都不一样，但是，就卖血事件的过程来说，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从卖血前的喝水和贿赂血头，到卖血后去胜利饭店吃猪肝喝黄酒。这种具有某种强烈的仪式化特征的情节重复，不仅使许三观的卖血价值得到了不断地加强，也使整个小说的悲情力量获得了不断的提升。从主题上说，它凸现了许三观作为俗世英雄的牺牲品质，凸现了他在面对苦难和拯救苦难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勇气，也凸现了中国底层平民在寻求生存意愿中所表现出来的韧性品质。因为重复就是加强，重复就是使话语内在的意义获得增值，就像《活着》是通过死亡的一次次重复来加强福贵的伤痛与悲情一样，《许三观卖血记》中对卖血事件的重复叙述，使卖血背后的苦涩与无奈也得到了空前的突显。
除了卖血事件的重复之外，《许三观卖血记》在处理一些相对激烈的人物内心冲突时，同样也使用了大量的重复。譬如随着一乐不是许三观亲生儿子的真相的公开，许玉兰一次次地坐在门槛上面对大街的哭诉，而且哭诉的内容都相差无几；譬如许玉兰生下一乐二乐三乐时在医院产房里的嚎叫，虽然嚎叫的长度因为分娩时间的长短而不同，但是其情感宣泻的效果却完全一样；譬如一乐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对母亲心存羞愤而又无从爆发，许玉兰叫他帮忙做些家务时，他便一次次地推脱……所有这些叙述细节的重复，往往都是人物处于内心挣扎的焦灼时刻，他们无处诉说或者无法诉说，于是便选择了某种机械式的重复来展示内心的精神状态。应该说，这是余华惯用的心理叙事手法，即，它不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临摹他们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的言行来撕开人物隐秘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像许玉兰坐在门槛上欲盖弥彰的哭诉，就使自己无法袒白的隐情找到了宣泻的通道，并由此缓解了丈夫许三观的穷追猛问所带来的耻辱和尴尬。而一乐对母亲吩咐的一次次拒绝，也使一个少年对自己身世的耻辱和不公、对母亲行为不俭的怨怒、对父爱渐失的不安和恐惧获得了细腻的表达。
当然，从审美效果上说，这种重复的运用，特别是某些细节上的重复运用，还大大加强了整个小说的喜剧化色彩。根据柏格森的解释，“重复”是喜剧的常用手法之一。“重复”的喜剧性品格来自将人的物化的机械性的揭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性格都是滑稽的，如果我们把性格理解为人身上预先制成的东西，理解为如果人的身子一旦上了发条，就能自动地运转起来的机械的东西的话。这也就是我们不断地自我重复的东西，从而也就是我们身上那些别人可以复制的东西。”[14]因此，无论是许三观还是许玉兰，他们的性格正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节奏中，体现了一种喜剧化的人格特征。这种戏剧化的人格，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消解人物苦涩的生存境域，也难以在本质上化解人物的内心煎熬，但是，它却让人物不断地获得了暂时性的心理平衡，使他们有效地摆脱了日常生活伦理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所以，许三观无不得意地说：“经常做善事的人，就像我一样，老天爷时时惦记着要奖励我些什么，别的就不说了，就说我卖血，你们也都知道我许三观卖血的事，这城里的人都觉得卖血是丢脸的事，其实在我爷爷他们村里，谁卖血，他们就说谁身体好。你们看我，卖了血身体弱了吗？没有。为什么？老天爷奖我的，我就是天天卖血，我也死不了。我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这棵摇钱树，就是老天爷给我的。”
总之，余华采用音乐的节奏方式去讲述许三观壮美的人生历程，通过对音乐中重复叙述的巧妙运用，使得这篇小说以“卖血”为主旋律，奏出了许三观丰富的感性世界和高尚的人格情操。这里的“卖血”，恰似许三观整个生命进行曲中的一个个“高音”而被反复弹奏，而且“卖血”的音值不断升高，使许三观的丰富人格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四、对话。
读《许三观卖血记》，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发展、历史跨度的跳跃、人物矛盾冲突的处理，都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对话成为这部小说叙事上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叙述摆脱纯粹的心理描写而彰显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它使小说有效地摒除了一些故事背景的介绍，在把握叙事节奏、控制叙事进程上，发挥了极为出色的作用，也使人物获得了自己真正的声音，作者不再成为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15]换句话说，《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能够保持极为单纯的故事走向，使简约的叙事风格获得了极致化的彰显，人物沿着自己的个性自由地伸展，对话的作用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譬如，小说的第六章就完全是通过对话来完成叙述的。这段对话虽然带有某种重复的意味，但它的核心意图是为了展示许三观的报复方式。众所周知，耻辱通常是报复的开始。许三观突然知道儿子一乐不是自己生的，而且还是长子，而且自己还用卖血的钱养了他这么多年，面对这种奇耻大辱，他当然要本能地报复自己的老婆。
但许三观的报复方式是很奇特的，也是很了不起的。他不去揍何小勇，也不去暴打许玉兰，而是用“精神折磨法”——他要让自己不断地“享受”来惩罚许玉兰。所以我们看到，前四次对话是以一种递进的方式滑行的——从拒绝背米到拒绝揪床单再到拒绝搬箱子最后到拒绝上桌吃饭，这四种场景，看似一次比一次“轻”，一次比一次转向非公众性，一次比一次更接近许三观的“享受”愿望，而实质上却一次比一次更具有潜在的惩罚力度，也一次比一次更显得无奈和无助，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揭示出许三观的内心之痛。因为许三观所拒绝的事情与他的惩罚力度恰恰构成了反向类比，拒绝的事情越小，就意味着惩罚的力度越大，内心的痛苦越深，报复的欲望越强。而许玉兰的妥协也是如此——她一步步地忍受，直到最后连饭碗也要端到许三观的手里，同样说明了她对自己不检点的行为的认罚态度。这里，许三观真正享受到的，不是因慵懒而带来的肉体舒适，而是因惩罚而带来的精神快意，而且随着这种快意的加剧，绝望情绪也在不断地弥漫。正当这种绝望与惩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我们看到，在最后一次对话中，许玉兰以一种夫妻生活的暗示性语言，终于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家庭危机——许三观不是再度拒绝，而是迫不急待地爬上了床。如果说许玉兰有什么智慧，那就是她能够在丈夫固执地走向绝望时，及时地在他的脚下铺设了一道非常柔软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