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作者：格 非
《十日谈》的作者常常在一个故事的末尾附上一段结论性的评述，或者通过故事中的“引言”向我们直接传达他的个人价值判断。菲尔丁更是用读者代言人的身份以“叙述者”的面目出现在故事中，发表议论，介绍故事背景，提供个人立场并对读者作必要的提醒：“哦，读者，我提供给你这个可爱的女人适当的知识好吗……要彻底地了解她，请设想她在洞房中那样年轻、健康、艳丽、俊俏、纯洁、天真，请设想她在洞房中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你能把可爱的范妮的模样放在了自己的眼前吗？”
这种惟恐读者去错误地理解人物的担心所产生出来的“作者直接介入故事”的方式不仅低估了读者的想象力——使阅读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同时在叙述上也显得繁琐、笨拙。
19世纪中叶，小说的叙述方式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它导致了“有节制的叙述”方式的出现。
在中国的小说发展中，《红楼梦》的出现同样标志着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的诞生，和《三国演义》所不同的是，曹雪芹“假语传事”，“曲笔传神”，叙述观点极为隐晦、相对，以至于有关这部作品的主题、人物评价等等重要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争论不休。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因为曹雪芹本人并没有在作品中提供一种“权威”的解读方案。那么任何一种阅读方式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对很多人物都寄予同情，但这种同情又是相对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除了“赵姨娘”等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女性形象都具有美好与偏狭的一面。作者通过“显示”的叙述方式将故事与人物和盘托出，评价的任务却交给了读者。
在欧洲小说中，作者从作品中退出只是作为一种策略而出现的。作者的介入性议论，总结性的价值判断的消失同时意味着“叙事代言人”的产生。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虽然并不自己介入故事，但他们往往通过主人公或代言人去表达自己的某些看法，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皮埃尔”，托马斯·曼笔下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约阿希姆”和“塞塔姆布里尼”。其实，像《魔山》一类的小说中同样充满了长篇大论的议论文字。和早期小说相比，这些议论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意见，从形式上说，它更加客观，更少强迫性，读者也更易于接受。
无论是《红楼梦》还是《魔山》，作者的“引退”都是象征性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确实取得了某种相对的自由，但依然受到作者个人声音的制约。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并未完全引退，只是换上了一套伪装。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状况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导致了作者对读者引导方式的彻底变革。作者的声音从作品中消失，从而使作品的解读出现了新的可能性。
当然，作者的沉默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无法做到完全、彻底。作者可以不介入故事，不作道德、是非判断。甚至不表露个人的倾向。但是作为勾勒的故事本身（包括词语的情感色彩）也能反映他们引导读者的意图。我们在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并非这种“沉默”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的，而是在于作者“隐退”给作品阅读提供的自由度对“交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传统小说滋养下的读者在面对《橡皮》一类的小说时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既然作者本人并没有告诉读者他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同时作者的意图也没有通过人物的言行充分表露出来，读者也许会产生一种无所依傍的感觉（用布斯的话来说，这也许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像皮》中的人物，杀人者——杜邦教授（被杀者）——警察局长罗伦——侦探瓦拉斯，每一个人物都面目不清。同时，由于这些人物某种程度的“物化”，读者无法用善恶、道德或圣洁等尺度来评判。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个人都走到了自身愿望的反面：杀人者没有能杀死杜邦，等到他准备第二次行刺的时候，杜邦却死于他人之手。杜邦教授死里逃生，却不明不白地死于一次误杀。罗伦是新闻传媒的牺牲品。杜邦没有死的时候，他轻信报纸上的新闻确认杜邦已死从而百般阻挠侦探瓦拉斯的调查。而杜邦的确被枪杀之后，他却终于查清杜邦在第一次枪击中并未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时间的牺牲品）。侦探瓦拉斯就显得更为可笑了。他作为一个外地来的侦探，正当英气勃勃的年龄，还指望通过查清杜邦一案建功立业。但遗憾的是，他不但没有弄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而且，由于他的介入，案件本身反而更加混乱，理不出应有的头绪。最后他在一次行动中不知不觉地杀死了自己的被保护人杜邦教授。《橡皮》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值得同情的。杀人犯、被杀者、侦探这些传统小说中界线分明的人物在《橡皮》中被置于同一个层次上，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善良或者丑恶。那么，读者在面对这些模棱两可的人物、事件时可能出现的无所适从是否会损害阅读呢？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因为“人物”在《橡皮》中已成了“道具”，作者无意让读者在他的人物上作过多的“情感停留”。他的目的是将读者导入人物和事件的背后，这就是“橡皮”一词所蕴藏的意义。在作品中，“橡皮”一词并无确切的“意义规定”。作者出于叙述上的需要偶尔写到侦探瓦拉斯去一家商店购买橡皮，作为一种提醒，他不时牵动着读者的思路。当读者在仔细地读完了全文之后，似乎不难看出，“橡皮”一词的意指便是消解、抹去与擦除。从修辞学意义上看，它抹去了作者的声音、故事的连贯线索、人物的情感，从而使作者进入了一种“非人格化”的叙述。从社会学的层次上分析，“橡皮”象征着物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如一块“橡皮”，将个人的自主性、情感、意志、欲望一一消除。这便是作者的真正用意所在，侦探故事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通过对《橡皮》这部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消失和沉默（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和揭示）是以一种潜在的“诱导”为前提的。这种“诱导”看上去似有若无，漫不经心，但实际效果却比“直接的引导和介入”更加强烈。
在作者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两者似乎一直在进行着某种较量。它是一种心智、感受力和想像力的较量。作者表面上的“中庸”或许“客观”掩盖着更大的企图与野心。在现代小说中，这种“野心”的实现给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至于很多读者难以接受。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智力和想象力上，同时它也要求读者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作者与读者的合作也更加密切，解读过程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作者对读者的引导和对叙事的介入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种情形之外，还有一种较为重要的方式，那就是反讽。作者既不对叙事进行直接的“干预”，也并非退出作品，客观地交待事件的发展。“反讽”和修辞学上的“反语”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实际上，作者在使用“反讽”这种方式时是以另一个读者作为被欺骗人来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叙事者”是真正被嘲讽的对象。因此，反讽中大部分总是一种既包容又排斥的技巧。那些被包容在内的人，那些刚好具有理解反讽的必备知识的人，只能从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感受中获得小部分的快感。“反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秘密的合作。一般来说，一部反讽性的作品，其反讽意味并不难分辨，但如果一位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并未感到反讽，那对于阅读无疑是一场灾难。事实上，很多读者在阅读《洛丽塔》这部作品时并没有体会到作者反讽的用意，这并不完全源于读者的无知。作者在使用这种方式时应该掌握的分寸感同样极为重要。反讽太强烈，它会使作品显得简单，缺乏必要的张力，而反讽性太弱，读者完全有理由将作品作为非反讽的故事来阅读。
“反讽”作为一种戏剧性的叙事方式，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是表面化的。这就使得读者与作者的合作总是显得小心翼翼。这种合作一旦成功，由于读者与作者之间达成了某种隐秘的带有嘲讽性质的默契，阅读就增添了快感与魅力。
我们来看看威廉·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对“邪恶的化身”杰生的一段描述：
我总是说，天生是贱坯就永远是贱坯。我也总是要说，要是您操心的光是她逃学的问题，那您还算是有福气的呢……“不过，我认为她之所以要逃学，并不是仅仅为了要做什么不怕别人看见的事。”我说……
“我不会让他（抽你的），”迪尔西说。“你不用害怕，好宝贝。”她抱住了我的胳膊。这时皮带让我抽出来了，我一使劲把她甩了开去。她跌跌撞撞地倒在桌子上。她太老了，除了还能走动走动，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她又趔趔趄趄走到我们当中来，只想阻止我。“你要打就打我好了，”她说。“要是你不打人出不了气，那你打我好了。”她说。
“你以为我不敢打？”我说。
读到这里，相信读者已经不需要作者以及其他什么人发表议论来证实自身的判断了。相反，我们在与作者潜在的交流中早就洞悉了事件和人物言行的性质。如果福克纳从正面告诉我们“杰生”这个人物如何如何，那对读者来说，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了。
因此，反讽这一叙事方式对读者的引导实际上是一种作者与读者的秘密交流和共谋。
我们通过上述分析，并不难发现，无论作者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叙事，他们对于读者引导的意图始终是存在的。这种引导构成了阅读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