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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杨福义 谭和平
表6显示，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分别存在显著和极其显著的负相关，母亲的拒绝和否认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为了进一步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一致性的影响，以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为自变量，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为因变量进行逐步进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与母亲拒绝和否认可以显著预测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母亲给予的情感温暖和理解越多，惩罚和严厉越少，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越小。
4 讨论
4.1 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特点
本研究以内隐联想测验(IAT)为工具研究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结果发现，听觉障碍学生也具有把自我与积极的事物或属性相联的倾向。当要求把学生自我概念词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时，其反应快，反应时短；而要求学生把自我概念词和消极属性词归为一类时，其反应慢，反应时长。说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的自我态度是积极的，在其自我图式中，自我与积极的评价性词语的联系更为紧密，或者说自我词自动激活的自我态度是积极、肯定的。这证实了马爱国关于聋生内隐自尊的研究结果。而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不存在明显的相关，说明其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自我评价系统，为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结构分离观点又提供了一支持性证据。
听觉障碍学生由于受社会比较、他人消极的评价和态度等的影响，外显自尊受到损害，但在其自我图式中仍然存在一种积极的自我态度表征。这可能源于个体自童年期开始便有的一种对积极反馈的明显偏好。研究表明，5个月的婴儿就喜欢微笑的脸，而不喜欢非微笑的脸(Shapiro，B.etal，1987)。这表明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建立积极、肯定的自我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早期。到13岁左右，由于“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出现，积极的自我评价才慢慢减弱(Baumeister&Tice，1980)。而此时，儿童早期开始形成的积极的自我已经由于过度练习而自动化，并内化到自我图式之中，因此，尽管后来个体的自我肯定倾向在意识中不那么明显，但它还会以一种自动化的、无意识的、内隐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表现为大量的内隐自尊现象。据此分析，听觉障碍学生自幼年便开始形成的积极的自我评价在青春期后已深深内化到其自我图式中，并影响到个体的行为，使其在进行分类判断作业时表现出显著的内隐自尊效应。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听觉障碍学生也同样存在内隐自尊效应，其发展特点和水平与健听学生相比存在哪些特殊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发现，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内隐自尊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与内隐自尊的形成机制有关。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听觉障碍学生在人格特征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生多外向、好交际、爱冒险。而女生多内向，且情绪不稳定、多焦虑、抑郁，这种人格特征上的差异可能对其外显自我评价产生影响。而由于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种外显的自我评价会逐渐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内隐的自我评价，从而产生听觉障碍学生男女两性在内隐自尊上的差异。
4.2 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不同听力损失程度的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全聋学生内隐自尊显著低于重听学生，表明听力损失程度是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影响因素之一。究其原因，全聋学生和重听学生在听力语言能力上存在差异，其早期的社会互动和亲子交流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全聋学生相比，重听学生在成长历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正性反馈。由于内隐自尊是个体在儿童早期开始形成的积极的自我内化的结果，因此，重听学生从早期开始所获得的更多的积极反馈会内化到其自我图式中，并以内隐自尊的形式表现出来。
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听觉障碍学生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应激可以显著预测其内隐自尊，其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水平越高，内隐自尊越低。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是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又一影响因素。关于负性生活事件对内隐自尊的影响，Jones，J.T.等人(2002)的研究发现，外显自尊调节着消极事件对个体内隐自尊的影响，与高外显自尊的个体相比，消极事件对低外显自尊的个体的内隐自尊有更多的负面影响。而研究表明，听觉障碍学生的外显自尊较低，其整体自尊和具体自尊都显著低于普通学生。因此，负性生活事件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这种负面影响可能受到外显自尊的调节作用，与听觉障碍学生外显自尊水平低有关。
关于家庭因素对内隐自尊的影响，DeHaIt，T.(2003)的研究发现，内隐自尊水平与早期的母子互动有关，得到母亲精心养育的孩子具有更高的内隐自尊，母亲过度保护的孩子具有更低的内隐自尊。从本研究来看，母亲的文化程度是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影响因素，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的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水平越高，这证实了上述研究结果。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母亲可能对孩子有着更高的接纳度，有更多的母子互动，因而会给予听障孩子更多更精心的养育。而文化程度相对更低的母亲可能在思想观念上对孩子的接纳度较低，互动也更少，使听障孩子从早期开始便获得更少的积极反馈，继而影响其内隐自尊的发展。
研究显示，内隐与外显自尊的分离常常与某些心理健康问题或行为问题有关，高外显／高内隐的安全型高自尊通常与心理健康相联系。尽管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不存在直接的影响，但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母亲的拒绝和否认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中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与母亲拒绝和否认可以显著预测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母亲给予的情感温暖和理解越多，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越小；母亲给予的惩罚和严厉越多，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越大。这说明在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尤其应该重视母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避免母亲的惩罚与严厉，这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不能忽视父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对减少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分离的积极作用。
5 结论
5.1 听觉障碍学生也同样存在内隐自尊效应，在其自我图式中存在一种积极的内隐自我态度表征；
5.2 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内隐自尊显著高于女性；
5.3 全聋和重听学生的内隐自尊存在显著性差异，全聋学生的内隐自尊显著低于重听学生；
5.4 听觉障碍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可以显著预测其内隐自尊，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水平越高，内隐自尊越低；
5.5 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存在显著影响。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母亲的拒绝和否认与听觉障碍学生内隐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5.6 母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与母亲的拒绝和否认可以显著预测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
(责任编校：杨希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