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杨福义 谭和平
2.2.3 生活事件应激测量
采用刘贤臣等(1987)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该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组成。要求被试对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进行5级评定，适用于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的评定。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应激水平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比较理想。其Cronbacha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88，重测信度为0.69。该量表还能显著预测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的得分，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2.2.4 父母教养方式测量
采用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1980)编制的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可以用于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是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心理健康和行为发展关系的一个有效工具。其中父亲量表包括六个因子：情感温暖、理解；严厉、惩罚；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量表包括五个因子：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本研究采用岳冬梅等的EMBU中文修订版，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3 施测过程
先以团体施测的方式实施外显自尊、生活事件应激和父母教养方式测量，主试根据标准程序施测，当场收回问卷。
IAT均在计算机上进行；被试在一安静、照明适中的独立小房间进行个别施测；主试介绍完实验基本要求后离开房间，被试自行按指导语的提示单独完成测试；所有相关结果均由计算机自动记录。施测程序包括五个基本部分：第一步要求被试对属性目标词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即把属于“好”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L”键反应，把属于“坏”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A”键反应；第二步要求被试对目标概念词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即把属于“我”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L”键反应，把属于“非我”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A”键反应；第三步要求被试对前两步中所出现的所有词语进行联合辨别，即把属于“我”和“好”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L”键反应，把属于“非我”和“坏”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A”键反应；第四步与第二步任务相同，只是按键相反；第五步与第三步相反，即把属于“非我”和“好”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L”键反应，把属于“我”和“坏”的词语归为一类并按“A”键反应。
第一、二、四部分均为练习部分，不计时，出错时给出反馈。第三、五部分分别为相容组和不相容组测试部分，为了消除顺序效应，一半被试相容组测试部分在前，另一半被试不相容组测试部分在前。
2.4 数据处理
在统计分析之前，遵循Greenwald A.G.等人(1998)的数据处理模式，对IAT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1)反应时低于300ms的以300ms计，高于3000ms的以3000ms计；(2)每一组的前两次测试不纳入分析；(3)反应错误的数据不纳入分析；(4)任何一个IAT测试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不纳入分析；(5)对数据进行对数转化后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将不相容组和相容组的反应时之差作为内隐自尊的指标。
采用SPSS13.0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3结果与分析
3.1 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
为了对听觉障碍学生在IAT中相容反应组和不相容反应组的平均反应时进行比较，将未经对数转换的反应时结果直观显示于表1。
表1显示，听觉障碍学生不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高于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即表现出当把自我词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时，反应快，反应时短；而当把自我词和消极属性词归为一类时，反应慢，反应时长。对相容组和不相容组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极其显著(t(125)=18.315，p=0.000)。
对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量表的得分求相关，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不存在明显的相关(r=-0.013，p=0.888)。这说明听觉障碍学生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自我评价系统。
3.2 不同性别和听力损失程度的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和不同听力损失程度的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听力损失程度和男女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差异，以性别和听力损失程度作为自变量，对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IAT)进行2×2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性别主效应显著，听力损失程度主效应也显著，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内隐自尊显著高于女性，不同听力损失程度的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全聋学生内隐自尊显著低于重听学生。
3.3 负性生活事件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影响
以听觉障碍学生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得分为自变量，内隐自尊效应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听觉障碍学生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应激可以显著预测其内隐自尊，其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水平越高，内隐自尊越低。
3.4 家庭因素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影响
3.4.1 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的影响
分别以听觉障碍学生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为自变量，内隐自尊效应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母亲文化程度对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存在显著的影响，母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存在显著性差异。描述统计结果显示，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的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水平越高。
3.4.2 父母教养方式对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及其与外显自尊关系的影响
对听觉障碍学生在父亲教养方式的6个因子和母亲教养方式的5个因子上的得分与其内隐自尊效应分别求相关，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听觉障碍学生的内隐自尊不存在显著相关。
为了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听觉障碍学生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一致性关系的影响，分别计算每个被试的内隐自尊效应和自尊量表得分在该群体中的标准分数，再以各被试内隐自尊的标准分数减去外显自尊的标准分数，差值作为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分离状况的指标。然后对被试在父母教养方式